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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基本概念系列—— 柳宗元 形而上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文明之一，人学是研究人类文明、思想、道德、社会规范形成 等领域的学科。 本文提供对人学基本概念 “柳宗元”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柳宗元 【生卒】：773—819【介绍】： 唐代文学家，思想家。 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故又称柳河东；因曾贬职广西柳州，又称柳柳州。 柳氏祖上世代为官，本人“少聪警绝众”。 尤精诗骚，“文辞精美，与古为伴”，同辈皆推崇之。 21岁登进士第，26岁应举宏词，授校书郎，蓝田尉。 贞元十九年(803)为监察御史。 唐顺宗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等人，进行政治改革。 柳氏与刘禹锡同预其事，升任礼部员外郎。 王氏欲重用之，但因不久事败，柳氏等八人俱遭贬斥，史称“八司马”事件。 柳氏被贬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再贬永州司马。 十年后再任柳州刺史，又四年，病卒于柳州。 柳宗元遭贬谪之后，不复得召，故专事着述，“名盖一时”。 柳氏的人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天人关系上。 他主张“天人不相预”、“圣人之道利于人”等思想，与韩愈、刘禹锡等一道，成为中晚唐思想的主流。 柳宗元有文集四十卷，自刘禹锡首编《河东先生集》之后，历代校本较多。 较完备的有今人吴文治等校点的《柳宗元集》。 (1)天人不相预 柳宗元的天人关系论，首先描述了天究属何物及其特殊性质。 他声明同意庄周的“天曰自然”的观点。 认为，上而立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处于天地之间者世谓之元气，寒暑交替世谓之阴阳之作。 天地纯属自然之“物”，是不能赏功而罚祸的。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 论证了自然界没有意志，功祸由于人，与天无关，进而提出“天人不相预”的命题。 他认为，天与人不是一个东西，“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 认为赏罚属于人事，春生夏表属于天道，二者互不干预。 他还指出，山川之类皆天地之物，阴阳之作不过是元气游动于天地之间，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这与人又 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山川之震与人事并无任何干系。 在柳氏看来，自然界的雷霆雪霜，不过是一气之动，并不是有心于物，并没有故意惩戒于人之意。 有心于物的只有圣人，但圣人之为教，并不威以怪异、祷禳，因为它们仍是有悖于阴阳的。 针对《礼记·月令》的说法，他认为，执政者发布的政令，有些是适时而发的，如针对农时的政策；有些却并不是非在某个时令去做的，比如“布德行仁”，并不一定如《月令》所言，非在春天施行不可。 所以，他认为，《月令》上的某些规定，“特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也”。 总结以上论据，柳氏断言，“非天预乎人”、“天之不谋乎人也”。 因此，“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 既然天人不相预，不相谋，所以，“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圣人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 柳宗元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概括，批驳了“天人感应”论，区别了自然的东西与人为的东西，开始认识到尽人事的作用，抛弃了以自然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说法，具有反对经典教条主义的意义。 (2)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对于人间事务，柳宗元将人和人事放在了首位。 他认为“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 人间之事，莫大于国家之兴衰、王朝之更替，对此，古来即有“受命”之说。 但在柳氏看来，“天集厥命，惟德受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政权是人给的，不是天给的，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天而是人。 谁行仁政，谁就取得政权，故又称“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在柳宗元看来，与其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 好怪之徒，以大电、大虹等为受命之符，柳氏断定为“诡谲阔诞”之妄言。 真正的受命之符是德行，真正的吉祥之符是仁政，而不是天。 他断言，未有丧仁而长久者，亦未有恃祥而长寿者。 有为之君，应思德之未大，求仁之未备，以极于治邦，以敬于人事，罢黜休祥之奏，深究贞符之奥。 柳宗元关于“受命”的议论，是其“天人不相预”理论的推演，也是对君权神授说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3)力足者取乎人 柳宗元探讨了人与神的关系，并注意到有神论产生的根源。 他认为，圣人之道，不穷究怪异以为神，不引伸天地以为高，而只不过是利于人、备于事而已。 鬼神之事，渺茫荒惑无可准，为明者所不道。 既然“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也”，则圣人之为心，必有道而已。 不在乎神，而在乎人。 所以，水旱之灾，亦非神之所为，而是人自己对自己所做所为的惩罚。 如果天真有神灵，有神用，宜取鉴于仁；如果神要想有所依恃，亦应选择仁。 柳宗元的结论是，“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 揭示了相信天命鬼神的根源是力不足的表现。 但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有神论倾向，柳氏亦有解释。 他认为，古人所以言天，只是对愚昧敦厚之人而言，不是针对聪明睿智者的。 或者是对事情本身不甚明了，思之不深之故。 对于儒家主张的祭祀，他认为是先王之所以佐教化，未必以之为神。 对于占卜，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