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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晚年关于早期社会主义论战的再评价 摘 要： 对于20世纪20年代那场关于中国该不该发展资本主义、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争论，过去理论界总是一边倒地认为主张暂缓实行社会主义的梁启超、张东荪失败了，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一方完全胜利了。胡绳晚年对这场争论作出了新评价。他指出，梁启超、张东荪认为当时中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对的，而他们主张放弃革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主张革命是对的，但他们不顾条件，立即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错误的。 关键词： 胡绳 早期社会主义论战 再评价 “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与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20世纪初的中国该不该发展资本主义、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20世纪初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的最深层级的讨论。对这场争论，许多党史和革命史著作长期以来都一致认为，梁启超和张东荪是完全错误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完全正确的，是胜利的一方，认为论战一开始资本主义论者就被社会主义论者给完全驳倒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胡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经验教训时，重新审视这场争论，并作出了新的再评价。 一、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新评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许多人认为这个制度不行了。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爆发使社会主义从理想成为现实，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另一种道路的选择。“五四”运动后的中国进步思想界，在苦苦探索救国出路时，受国际新形势的影响，介绍和研讨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热潮。社会主义被普遍认为是改造和拯救中国的好出路。当时中国先进的舆论界形成了一种特殊氛围，都认为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很少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在筹建中国共产党，准备引导中国走向新的民主革命道路。这时，梁启超和张东荪却站出来旗帜鲜明地主张集中力量发展事业，发展资本主义，于是就引发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太贫穷，摆脱贫穷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奖励生产事业”，亦即开发实业，开发实业又只能靠资本家来做。所以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1］张东荪、梁启超等十分强调任何主义的实行，都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他们说欧美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兴起，中国的资产阶级方才形成。认为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因为太少了；也不是因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贫乏之患更甚于不均。他们承认发展资本主义必然带来劳资矛盾、两极分化等社会弊病，但这些对中国来说是发展经济、提高生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认为欧美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改善劳动者的地位、缓和劳资对立，而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大多数人找到工作，成为劳动者，让人过上人的生活。总之，他们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一切弊病的唯一道路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对于社会主义，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认为，社会主义必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中国现在实业不发达，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因而当时在中国不适宜讲社会主义，而应发展资本主义。在工业不发达的中国，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拿来做学问上的解决思想问题的材料，如果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还远没到时候。 那时候，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评论社会主义的时候都很注意分寸，几乎没人说社会主义的不好。梁启超、张东荪也不例外，声称自己也是趋向于社会主义的，现在之所以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开发实业，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等将来经济发展了，国家也比较富裕了，还是要搞社会主义的。现在只不过是为将来搞社会主义在打基础。 胡绳认为，在20世纪初的时候，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就能看到中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太少而不是太多，应该千方百计促其发展而不是予以消灭，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允许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对外没有主权，对内没有自由；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割据混战，既独立不了，又统一不起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国内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中艰难成长，若要使其真正发展，就必须为其扫清障碍，即进行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梁启超、张东荪却极力反对进行这样的革命。他们说，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中国社会革命所依靠的劳动阶级即工人阶级还没有真正形成，相反却有很多对革命有很大破坏作用的“游民”。这样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注定是不能成功的，如果硬要搞，只能是一场“游民”的暴动，其结果不但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一无所助，反而祸国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