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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因新探 南京临时政府自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同年4月初北迁至北京。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一个历史结果，又是一种历史过程。“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新生的中华民国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统一，实际上政府大权转到袁世凯的手里……中华民国开始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南京临时政府北迁的原因错综复杂，影响因素颇多。南京临时政府史是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笔者在梳理前人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有两个原因被学界忽略。现不避愚陋，将自己的分析与思考列述如下，敬请方家指正。 一、“北迁原因”的学术回顾及分析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的原因，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他们用不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南京临时政府北迁的原因，现将他们所说的原因列述如下，并对它们进行——分析。 (一)“革命斗争软弱”说 不少学者把南京临时政府北迁看作是一次革命斗争。张宪文在《中华民国史纲》中指出：“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独裁，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提出了三个条件，即临时政府必须设立在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幻想用调虎离山之计使袁世凯脱离北京老巢，使其无法施展阴谋诡计。”而袁世凯则把北京看作“是其旧势力的巢穴，北洋军阀的根据地”，拒绝离开北方，到南京就职。袁世凯玩弄权谋手段，他软硬兼施，发动兵变，挑起列强欲干涉的严重情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资产阶级又一次退缩。在内外的强大压力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让步。提请参议院通过决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张宪文把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之间斗争中第一个回合的失败。张国淦在《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回忆道：“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一再妥协大约是孙中山只看中了军事力量。辛亥革命时袁世凯掌握着训练已久的北洋六镇。而孙中山在革命进行中，只能就现成的军队着手运动，多地新军也有许多起义，可孙中山对这些起义的军队还不能实行统一编制和统一调动。孙中山单以现有军队来较量短长，就向袁世凯妥协。”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书中认为袁世凯利用兵变，以维持秩序为由在北京任职，而南方革命军害怕南北破裂后将要继续流血为虑，对袁一再迁就，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同样，周英才在《南京北京，民国建都之争》中认为，“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主宰都城之所在”。他把建都之争看做权术之争，而袁世凯以“技高一筹”而获胜。 (二)“革命派内部意见矛盾”说 胡绳武认为“民元定都之争，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民国初年三种政治力量，即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性的官僚集团、以原立宪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斗争。”而“孙中山所提出的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的主张，一开始即受到挫折……孙中山定都于南京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参议院中革命党人的普遍支持，而且还遭到院外一些革命党人的公开反对。” 与此同时，一些有影响的、有名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章太炎、张骞、蔡锷等发表文章表示：国都应建于北京。“南京军界中的一些将领如朱瑞、姚雨平、柏文蔚、洪承点、蒋雁行等竟然公开表示赞成北京为统一后的临时政府地点，与黄兴所主管的陆军部持不同意见。由此可见，南京临时政府内部，不仅在参议院，即使在军队内部，在定都问题上，也是存在较大分歧的。再加上象章太炎、张骞这样有影响的人物，以及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报纸反对定都南京，主张定都北京，这就使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这次斗争中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 “袁世凯促使兵变，本应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可是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得到旧官僚、军阀、原立宪派人和一些革命党人的进一步拥戴……与此同时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受到国内压力，而且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于是，孙中山不得已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延续一个月之久的定都之争，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革命派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不过，胡绳武先生在阐述了上述看法之后又指出：“袁世凯所以反对迁都，除了袁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在北方而不愿离开他的老巢外；他所说的许多不宜把首都迁离北京的理由，有些并非全无根据。今天，我们在研究这一历史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考虑。”胡绳武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深究。他在归纳这次迁都之争时认为：“整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大大不利于革命派，这就决定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在这场斗争中不能不陷于极为孤立的地位而终于失败。” 李学智也认为：“南方革命党人内部要求北迁的倾向，以及并非属于袁世凯势力派别的南北各界要求建都北京的舆论压力，这无疑是迫使孙中山放弃建都南京主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谢本书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