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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冲突走向和谐 一、 理论背景 伍尔夫根据原始神话中关于男女两性在形体构造和生理方 面可以混合的原型理念，认为在人的头脑中也就像在人的身体里 一样具有两性，二者同样可以混合。她在经典名著《一间自己的 屋子》第六章里指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 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 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 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的生活， 精神合作的时候……只有在 这种融洽的时候，脑子才变得肥沃而能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 也 许是个纯男性的脑子和一个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地不能创作。 ” 应该说双性同体是伍尔夫生活和创作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探讨男 女的关系、男女的分化与合作，追寻一种普遍的意义上的人的生 存状态和理想的创作状态。 伍尔夫提出的双性同体理论，旨在 消除男女二元对立关系，克服“菲勒斯中心”文化和诗学的偏 颇，解构男性文化的霸权地位，标志着一种超越性别对立的、同 时蕴涵着女性和男性优秀内质的完美的“人”的理念。 二、 《女勇士》中花木兰的双性同体特征 作者在与南京大学的张子清先生的一次谈话中曾说： “我感 到我必须这样做。我要表现女人的力量，用男子的力量去增加女 子的力量。如果女子知道男子汉大英雄有故事，那她就必须有自 己去借用男子汉的能力和理想， 这样她才变得强大。 ”纵观全书，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双性同一体的观念在花木兰身上尤为突出。 由于千百年父权社会性别体系的作用和历史文化的影响， 两 性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特征： 男性勇猛坚强， 积极能干， 富于竞争， 充满活力，重理性；女性柔弱、温和，被动，消极，顺从。男女 也有不同的社会分工：男性主外，建功立业；女性主内，相夫教 子。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却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挑战， 如她离家 出走，上山习武，建功立业，这些事情在当时都是女性所不能做 的。尤其是离家出走，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规定下，还是在西 方女权运动兴起之前的家庭与社会习俗， 女子都是被限定为不能 离开家庭的。 但是，在小说中， 花木兰却有两次离家出走的经验。 第一次是进入白虎山学习武艺， 第二次则是替父从军。 在替父从 军的过程中， 花木兰性别的混淆和复杂达到了顶峰。 她挺着肚子 冲锋陷阵只在分娩的时候才没有去出战， “分娩前的一瞬间， 星 光照进我腹部”；生下孩子之后，“我把孩子放进背兜，拴在胸 前，罩上铠甲，催马杀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完成 传统的典型男性行为――英勇杀敌的同时， 女勇士还完成了传统 女性的义务――养育孩子， 这完全颠覆了传统观念中两性形成的 不同的社会性别特征。作者也正是通过这种社会性别的双性同 体，去挑战传统的女性性别极限，向男性领域突破。 三、 塑造花木兰这一双性同体形象的意义 1. 反抗父权制社会的复仇者。 女性主义者与父权制社会的斗 争由来已久，反抗父权制社会是汤亭亭和伍尔夫的一个共同目 标。在《女人的职业》中，伍尔夫明确地指出了作为传统女性身 份形象代表的“房中天使”实质上就是对男权社会传统女性身 份的认同，是对女性真实身份的扭曲， 如果妇女想要认识自己的 自我价值，构建一个双性和谐的生存环境，他们必须杀死这个 “房中天使”。 同样的主题也体现在花木兰身上。 《女勇士》中的花木兰是 在《木兰辞》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但是，读者可以发现，改写后 的花木兰已经面目全非，前者宣扬的是孝道、淡泊功名已经遵守 妇道的儒家思想；而后者则是一个当代女性主义自觉革命者的形 象，她要报仇、要革命、要建功立业。前者英勇杀敌，建功立业 是为了效忠君王，维护中国封建统治制度； 而后者非但不忠于皇 权，反而与皇帝的军队开战，赶走了皇太子，砍下了象征封建统 治的皇帝的脑袋。在汤亭亭看来，压迫女性的男权统治是中华文 化的核心和根源，因而她试图将女勇士塑造成另一个自我， 以颠 覆整个父权传统，向她成长的文化环境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发出挑 战。值得一题的是，汤亭亭巧妙地把中国另一个著名的“岳母刺 字”故事移植到花木兰身上。但是在花木兰身上刻的却不再是 “精忠报国”，而是复仇的文字。“我们要在你身上刻上复仇的 誓言”。通过这种把男性行为特征复制到女性身上的手法， 汤亭 亭创造出花木兰这一个双性同体形象，以此来奏响她心中反抗父 权传统的强音，表达她对个人权利和平等意识的向往。 2. 构建双性和谐的女勇士。 双性和谐是双性同体理论的重要 理想，伍尔夫和汤亭亭都认识到， 仅仅推翻父权制社会中的传统 观念是不够的， 男女之间并不是对立和相对斗争的。 双性的融合， 互补才是她们的最终目的。 男女之间不是“第一性”与“第二 性”的关系，而是超越二者的“第三性”。男女只有相互依存， 和谐共处，人类才得以生存、繁衍和发展。 小说中的女勇士正寄托着汤亭亭对双性和谐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