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孔子未作《春秋》.docx

略论孔子未作《春秋》 《史记 ?太史公自序》“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在司 马迁的眼中，《春秋》与孔子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在这句话中， 司马迁接受了传统的说法，认为是孔子作《春秋》，即写了《春 秋经》。这一观点在以后的几千年文化长河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 要的角色，受到很多人的推重。但《春秋》到底和孔子有没有关 系呢？其关系又是什么呢？到底是不是孔子创作了 《春秋》 呢？ 关于这几点， 自古以来就曾受过人们的质疑， 但由于孔圣人的特 殊身份，质疑的力量总是显得格外薄弱。 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 的前言中有 《春秋和孔子》 一章， 文中详细论述了孔丘和 《春秋》 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 《春秋》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孔子用来 教授弟子的教材。这一观点我认为十分正确，在这里，基于杨伯 峻的结论和佐证，我再从《春秋左传》本身提供几条证据，来说 明杨伯峻观点的正确性，此文实为续貂之作。 一、当时各国各有史官，《春秋》实为鲁史官记载的史实。 《左传？襄公十四年传》：“师旷侍于晋侯，……对曰：‘…… 史为书， 瞽为诗。 ”又《周语》 上：“邵公曰： ‘故天子听政， 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此两则材料证明了 当时各国各有史官记录史事而作史的事实。又《左传 ？文公七年 经》：“秋八月，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传》：“秋八 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 扈，……公后至，故不书所会。凡会诸侯，不书所会，后也。后 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按：此《经》文中不书与会各国， 按《传》文的解释，是因鲁文公后至而不知排序座次之故，为避 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合于礼法，则只写“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 扈”，从该点可知，该事件当是由跟随鲁文公至会的史官所记， 因其与文公同步晚到，因而不知诸侯班次，所以于鲁史中不敢妄 书，若为孔子所作，则其必已知会盟班次，即使有意不书，则左 氏又何必解为“避不敏”呢？可知 《春秋》为鲁史官所记而非出 于孔子之手。又《文公十七年传》：“晋侯责让郑君贰于楚，郑 子家使执训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书中列举了自鲁文公二年 以来郑服朝晋国的事件，其中“寡君即位三年，……九月”“十 一月”“十二年六月”“十四年七月”等字样多有， 若无史官记 录，则其年月事件何以记得如此详尽？此必依郑史官所记为之无 疑。此从另一侧面证明 《春秋》为鲁史官所记，为史官累积之作， 非孔子编著。 二、现行《春秋》经实为当时鲁史《春秋》的节本。昭公二 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 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 《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 以王也。”按：此处明言《鲁春秋》，则其为鲁史无疑，且其言 “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可知韩起所见《鲁春秋》可能叙 事自周公始，不像今日所见自隐公元年始（采杨伯峻说），又韩 起既是至鲁为聘的，不久又直接“如齐纳币”， 可知其在鲁国的 时间并不长，且又不可能一直观看鲁史， 若想一看便知周公之得 失，除自身心虑敏捷外，记史内容简练也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简 练地将大事罗列记录，韩宣子才会一目了然，于短时间内知“周 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由此可知，韩起所见之《鲁春秋》记 事原则体例当与今人所见《春秋经》之记事体例大致，甚至相同， 则今所传《春秋经》或许为韩起所见本之节本（其所见之后的史 实当为鲁史新记），而隐公元年之前的《鲁春秋》因何不见，则 或许与孔子选取以 《鲁春秋》中隐公元年至哀公四年间史事为教 授底本有关。 三、从孔子的经历来看，其实无作《春秋》之机会。昭公七 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礼，……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 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 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 人。”杨注：“孟僖子死时，孔丘年三十四。”按：此处孟 僖子只是听说孔丘可能成为“达者”，且从其引臧孙纥的话来 看，当时孔丘并未甚知名，孟僖子此说纯为推测之辞，又孟僖子 是因为不知礼而引出孔丘， 可知当时在孟僖子眼中， 孔子是以知 礼而闻名，而非其他。又《定公十年传》：“公会齐侯于祝其， 实夹谷，孔丘相。”杨注：“全祖望《经史答问》谓夹谷之相， 正孔丘为卿之证。春秋时，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 不出。……而是时阳虎诸人之乱，孔丘遂由庶姓俨然得充其使， 其破格而用之者也。”此时孔丘为相，必当知各国史事，其可观 鲁史，疑在阳虎为乱出奔之后。 可知在孔子年五十二时方可看见 鲁史，又《论语 ?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 其所。”孔子自卫反鲁的时间为鲁哀公十一年冬， 其时孔子六十 七岁，在其剩下的五年当中，其不仅要制乐，还要对《诗》进行 修改，对于一名将近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 大量的脑力劳动是不 可能的，因此基于此点， 孔子实不可能在晚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