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声俱雅,是为中响.docxVIP

诗声俱雅 , 是为中响 《乐府》是《文心雕龙》中的一篇独立文体，刘勰将之置于 《明诗》之后， 《诠赋》之前，是介于诗与赋之间的一种文与乐 相结合的韵文文体。 一、以乐观礼，以礼正乐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在文章开篇，刘勰即 以《尚书 ?尧典》中的观点来为“乐府”释名以章义，已把乐府 置于一种雅正的苑囿之中。 《论语》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礼和乐又是一个人用以修身治国的必备条件， 所以礼与乐 历来是儒家所重视的人格修养。 从观风采风的角度来看， 其产生 于“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这就将乐府 与整个社会制度、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将政府与民众结合起来。 于是乐府就具有了政治教化的功能。 “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 季 札鉴微于兴废”，以乐观礼，乐就具备了察风观俗的社会功用。 “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 这虽然是夸大了音乐的作用， 但无疑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音乐对民 心的鼓舞或沉迷以及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以“礼”为尺度来对乐加以调整，是刘勰尤为注重的方 面。“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 子，必歌九德”，合乎礼制的乐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而 “务塞淫滥”是合乎礼制的核心。 刘勰从乐府的发展来观察， 认 为乐府是在秦汉之际礼乐衰微的背景下产生的，大呼“中和之 响，阒其不还”。武帝始立乐府，但“《桂华》杂曲，丽而不经， 《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 马》也”。其所作乐府不合礼的规范，“丽而不经”、“靡而非 典”是刘勰对其作出的批评之语，含有贬义。“《桂华》杂曲” 是指汉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刘勰批评它未像周代 《房中乐》那样反映夫妇人伦之理。“《赤雁》群篇”是指汉武 帝制作的《郊祀歌》，也并没有颂扬祖宗功德，而是一味表现获 赤雁、获天马的祥瑞，故刘勰对其不满。但“丽”和“靡”却是 褒义词，刘勰肯定了其文辞的优美、繁复，因为汉人为文，喜用 生僻雅正之词，语汇丰富，这也迎合了六朝的审美需要。也说明 刘勰对乐府的评价，除“礼”之外，另设了一个“文”的标准。 而对于魏之三祖的乐府，刘勰从内容方面考察，“或述酣宴， 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所以是“韶夏之郑 曲”。因为传统的古乐本是颂扬祖宗功德或教化百姓的， 而并不 是用于抒发个人情志哀思的，所以刘勰认为它们违背了礼的规 范，不是雅乐。但是我们知道，建安乐府产生于社会动荡、战争 频仍的背景下，文学自然与动乱的社会现实相结合， 由此出现了 文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文人们开始借诗文抒发个人性情， “借古题写时事”，促进了乐府诗生活化、文人化的发展倾向。 而刘勰是以传统的儒家的“礼”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内容的， 自然 有失偏颇。 二、诗为乐心，声为乐体 自上古时期，诗、乐、舞就是一体的。刘勰提出“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和乐之精妙，故表里而相资矣”，刘勰对乐府的 评价，采取了文与乐的双重标准，只有诗声俱雅，才可谓“中和 之响”。 对于这双重标准的运用，最明显的就是对曹氏父子的评价 上。在《明诗》篇中，刘勰称他们“慷慨以任气， 磊落以使才”， 在《时序》中又称其“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 气”，对建安诗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乐府》篇中，却批评 其为“韶夏之郑曲”，这似乎看起来前后矛盾，其实这正体现了 刘勰采取的不同的标准。他的文学评价与音乐评价是相对独立 的。在文学方面，肯定了建安诗人的风骨与文采，肯定了其对文 学面貌的创新。但从音乐方面，就要苛求其对礼的规范了。曹操 借古题写时事，曹丕更是致力于乐府诗歌的创作。“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所以魏乐府繁荣发展起来。对于曹氏父子的才华， 刘勰赞为“气爽才丽”，而对他们改作的歌辞曲调，刘勰认为 “音靡节平”。杨明认为，“靡”为“美好”义，“平”为“平 和”义，即声音美好，节奏平和。“靡”字用于文学批评，在刘 勰的时代是褒义，指词语的美丽、繁复、丰富。而结合其下文“三 调之正声”，所以杨明的解释是合理的，刘勰肯定了其声调的中 和雅正，但是歌辞已经转为慨叹悲苦的现实， 抒发个人对生命的 体验，具有鲜明的个人化的倾向，这不符合古乐的标准。另外， 借古题写时事， 出现了乐曲的题目与所咏内容不一致的现象， 如 《薤露》本是汉代丧歌，曹操却借以慨叹现实， 《陌上桑》是汉 代艳曲，后人却用来述神仙之事。 在句法上也有创新，《薤露行》 、 《蒿里行》原是长短句，而曹操改为五言。内容或体制的变化， 都是基于作者抒发个人感情的需要， 所以不符合刘勰的“表里而 相资”的标准。 “诗”和“声”是确立乐府雅正的基础， 二者相谐， 才是最 佳的效果。所以“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 正其文。 ”一定要使雅正的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