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夷务到洋务.docxVIP

首页 研究专题 史学研究浏览正文 虞和平 ,从“夷务 ”到“洋务 ”,中华文史网 , 2010年07月23日 1861 年，经受了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击的清朝，不仅进一步领略了西方的 “坚船利炮 ”，而且被迫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程度，更多地受到西方文化 的影响。为了挽救王朝的统治和增强自卫的力量，开始了以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设立新式军队和创办新式企业为主要举措的 “洋务运动 ”。 洋务运动的关键在 “洋务 ”，所谓 “洋务 ”，其本意是办理对外的事务。对外事 务历朝历代均有之，但在鸦片战争之前称之为 “夷务 ”。“夷务 ”一词，就其办理对外事务的涵义而言，本与 “洋务”无甚差异，关键在一 “夷”字。中国古代史上专指居住中原以东的族群，称之为 “东夷 ”、“夷人 ”，泛指华夏而外的四方他族，称之为“四夷 ”、“夷族 ”，都属于蔑视、贬义的贱称，含有尚未受到文明教化的意思。到明朝时，开始有欧洲人远渡重洋而来， “夷”的范围也就扩大到这些来自远洋的异邦之人，统称之为 “海夷 ”、“外夷 ”、“番夷 ”、“蛮夷 ”、“夷人 ”，并以其不同的发色或肤色加以不同的称谓，如将红发赤须的荷兰人称为 “红毛夷 ”，将白色人种的英国人称为 “白夷 ”；也有以其不同职业而加以不同称谓者，如将商人称 为“夷商 ”，将官员称为 “夷目 ”，或客气一点的亦有 “夷官”之称；还将其所用、所运、所驻的器物和场所称为 “夷船 ”、“夷货 ”、“夷馆 ”。因此，将办理外国事务称 为“夷务 ”，自然也包含着蔑视、贬义的贱称。后来，在 1858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在籍的户部侍郎罗惇衍（ dūn y ǎn）说： “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 ”，“不敢斥言夷字 ”。 这也就是说， “夷”和“夷务 ”是一种贬斥的语言，在战胜者面前不得不 “讳言”之。由此可见， “夷务 ”一词包含着清朝以 “天朝上国 ”自居，妄自尊大，鄙视他国的观念和心态，既有碍于积极防御外敌入侵，也有碍于主动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文明。 “洋务 ”与“夷务 ”的区别，也主要在于一个 “洋”字。相对于 “夷”的贱称属性，“洋”应是一种中性的称谓。 “洋”字在中国的使用，虽然晚于 “夷”字，但亦早就有 1 / 4 之，其最先是指海，后来包含海外的其他国家，如将欧美等西方海外国家称为“西洋 ”各国，将南方海外国家称为 “南洋 ”各国，将日本称为 “东洋 ”。 把 “洋”字运用于对外事务方面，在鸦片战争之前已经出现，先是使用于清 朝自行的对外贸易事务上。如康熙二十四年（ 1686 年），在广州设立专门负责 对外贸易的机构，称之为 “洋货行 ”，简称 “洋行 ”；又将洋行中的中国商人称为 “洋商 ”，意指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而对外国商人仍称为 “夷商 ”；还将洋行出海 运输进出口货物的船只称为 “洋船 ”，而对外国船只仍称为 “夷船 ”；将洋行自行贩 运的货物称为 “洋货”，而对外国商人贩运的货物仍称为 “夷货 ”。到第一次鸦片战 争前后， “洋”字也开始使用在外国人及其所带来的外国物品上，如 “洋人 ”、“洋 钱”（指银元）、 “洋药 ”（指鸦片）、 “洋布 ”、“洋缎 ”、“洋参 ”之类，也有把外国 商人称为 “洋商 ”者。随着 “洋”字在对外事务和外来事物上使用的逐渐广泛，到鸦 片战争前后 “洋务 ”这个词也开始出现，被用来表示所有的对外事务。如 1839 年 7 月，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的一个奏折就以 “整饬洋务 ”为题，内中还有斥责英商喳吨、颠地 “把持洋务 ”的词句。 1840 年 7 月御史陆应谷的奏折中又有 “于洋务不无裨益 ”的话。第一次鸦片 战争前后，除了清朝及其部分官员在对待外国事务中开始使用 “洋”和“洋务 ”之 外，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也开始反对清朝及其官员对他们使用 “夷”和“夷务 ” 的称谓。 1832 年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因苏松太道吴其泰给他的批 文中有 “该夷船 ”字样，便递书抗议，说英国 “不是夷国，乃系外国 ”，称 “夷”是对他的 “凌辱 ”。1840 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曾表示再也不能容忍用 “夷”来称呼他们了。在 1842 年的议和谈判期间，英国全权大臣璞鼎查对清朝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等人声称： “夷不美，嗣后望勿再用。 ”当时在场的前吉林副都统咸龄回答说： 孟子曾经说过， “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 ”。“夷”字载于古代典籍，有何不美？试图以文字游戏予以搪塞。 但英国方面则坚持不肯撤销原议，双方 “争论字义，良久未定 ”。其结果 是： 2 / 4 《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以及后来的有关照会中，没有出现 “夷”字，而在清朝内部官方文件和私家著述中， “夷”和“夷务 ”的字样仍在广泛使用。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