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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怎样成为施政重点词DOC “幸福”怎样成为施政重点词DOC “幸福”怎样成为施政重点词DOC “幸福” 怎样成为施政重点词 “持续改良人民生活， 增进人民福祉， 达成时代赋予的荣耀而艰巨的任务 ”，“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为幸福美好的未来 ”。 11 月 8 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胡锦涛同理想全党发出这样的号 召。 “幸福 ”，是中公民众孜孜以求的梦想。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这样的共同语境，并非从今天才开始。 胡锦涛同志曾明确指出，要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良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为人民群众安家乐业创造安定和睦的社会环境，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同步提升 ”。温家宝同志在与网民沟通时，则将 “幸福 ”解读为 “四心 ”——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 在 2011 年春天的很多地方两会上，提升居民幸福感成为政府落实 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抓手。比如，北京决心 “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广东 “把保障和改良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 进入 2012 年，这一观点进入更多省市的官方文件，成为地方政府 的施政目标。幸福广东、幸福湖北 近似表述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2011 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已有 100 多个城市提出建设 “幸福城市 ”。“幸福 ”，已正式列入政府的责任清单之中，渐渐上升为全民心志。 “幸福 ”，作为抽象观点，怎样测量？作为执政者，该怎样对待 “幸福 ” 这个执政目标？该怎样把握百姓心中的 “幸福指数 ”？提升人民幸福感的着力点又在哪里？ 令人困惑的 “幸福悖论 ” “幸福指数 ”（GNH ）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 1972 年提出 来的一个观点，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这个人均 GDP 仅 1000 多美元的国家，在世界幸福地图上排名第八。 人们注意到， “二战 ”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可是物质财富 的积累并没有拉感人们幸福感的同步提升。 以美国为例，1960 年至 2000 年，按不变价钱，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认为自己 “特别幸福 ”的人却 从 40% 左右下降到 30% 左右。即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 GDP 年均增长近 10%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仍能保持 8% 以上的增长率，但一些国人对幸福的感知亦不完全同步。 这样的反差，似乎印证了著名的 “伊斯特林悖论 ”，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良。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 德·伊斯特林提出的这一理论， 又被称为 “幸福 —收入之谜 ”或“幸福悖论 ”。现代经济学是建立于 “财富增加将致使福利或幸福增加 ”这样一个中心命题之上的，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 福？ 全世界研究者的眼光聚焦小国不丹。 “不丹模式 ”促进人们反思：发展为了什么？ 早在 1955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中提就出了 “生活质量指标 ”这一观点，并被视作幸福指数的前身。此后，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渐渐多了起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等学界都加入幸福感研究的队列。 如果说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人类送来了 GDP ，那么， 本世纪近几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促进世界对于公民幸福指数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 三年前，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下令建立了针对经济表现和社会进 步的评测委员会， 该委员会去年为改良进步评估体系提出了 12 项建议。 英国则创设了公民发展指数（ MDP ），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 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公民幸福总值（ GNC ），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 2011 年 12 月 5 日，日本内阁宣布一项公民幸福指数测算试行方案， 旨在经过一系列指数去权衡经济数据所无法体现的公民幸福感。 试行方案提出将以 “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为基础，以“经济社会状况 ”、“身心健康 ”、“家族社会关系 ”等三大指标为框架来测算 “幸福指数 ”，在这之下还细分 了 11 个领域 132 项详细指标，将 “幸福指数 ”数据化。比方在 “经济社会 状况 ”这一项，儿童贫困率、产假休假率，以及 “对核辐射的不安情绪 ” 等都会作为测评项目； “家族社会关系 ”一项中设置的题目有： “与亲属朋 友的见面频次 ”，“是否定为应当帮助有困难的人 ”等。从今年开始，日本内阁府将试验性地收集有关数据， 对详细数据以及幸福指标的有效性进行考据。 在各国积极实践的同时， 结合国亦于今年首次发布了 “全球幸福指数报告 ”。对于幸福感的探索正在世界范围展开。 我国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并不晚于上述国家。首创者当推《瞭望东方周刊》和奚恺元教授。新华社瞭望周刊社旗下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