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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政策实践有限性问题及其对策——基于对资本匮乏的乡村学生的分析 摘要：长期以来，减负政策侧重于优化学校教育与学生选拔，实践性极为有限。减负政策落实的有限性让资本匮乏的乡村学生陷入学业困境。课外时间增加反而削弱乡村学生的学业竞争力，乡村教育生态贫瘠助长乡村学生学业成绩下滑，而“就近入学”限制乡村学生凭借后天努力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能性。适切的减负政策需要将政府的顶层设计与教育补偿机制有机结合，杜绝“减负一刀切”，坚持分类治理原则，同时建立政府补偿机制，为乡村学生提供免费课后辅导与素养课程资源，并且恢复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权，示范性学校应为乡村学生预留入学指标。 “减负”是我国教育政策中历久弥新的热点话题。新中国成立至今，教育部门不断加强减负力度，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减负政策。研究者们也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视角对“减负”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整体而言，“减负”政策确实体现出国家对基础教育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重视，也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但学生的学习负担却呈现越减越重的“怪相”，“减负难减”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综合现有相关研究发现，学界多将目光聚焦于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缘由与减负措施的实效性，鲜有关注到“减负”问题对乡村学生这一身处边缘地带的教育对象所产生的影响。乡村学生作为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受教育政策影响较大。减负政策侧重于优化学校教育与学生选拔，实践性极为有限，减负政策落实的有限性让资本匮乏的乡村学生陷入学业困境，在进一步分解乡村教育力量的同时，也成为阻隔乡村教育发展的隐性助手。为此，本研究以期破解减负政策实践有限性问题，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一、减负政策重心：优化学校教育与学生选拔1955年，教育部颁布了首个有关中小学生减负的政策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多年来，“减负”政策的制定不断持续，拥有其自身的历史脉络。通过对整个减负政策史的梳理总结与分析归纳可以发现，减负的核心理路是优化学校教育与学生选拔，具体朝着调整教育教学，保证课外时间，同时减轻考试负担，降低学习压力，以及改进招生选拔，规定“就近入学”等方面推进。（一）调整教育教学，保证课外时间改革开放前后，主要通过控制学生的日常活动总量、定量布置作业与缩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等方式调整教育教学，保证课外时间。一是控制日常活动总量，保证睡眠时间。改革开放前，《关于减轻学生负担保证学生健康问题的报告》对学生的日常活动总量进行严格控制，促使大量的教学活动时间被各类劳动、文娱活动、团队活动和社会活动等非教学活动分解，并提出保证学生的课外时间和睡眠时间。二是定量布置作业，保证课外时间。改革开放后，《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表示教学内容、教学进度与教学难度不得随意增加，不得在课余时间授课或集体补课，不能额外购买教辅资料，要求定量布置作业，保证课外时间。三是继续调整教学，缩短在校学习时间。1990年《重申贯彻〈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993年《国家教委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199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00年《教育部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2009年《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2013年《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以下简称《减负十条》）、2018年《中小学减负措施》（以下简称《减负措施》）均延续了控制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难度和学习时间的规定，缩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留给学生课外自由支配时间增多。（二）减轻考试负担，降低学习压力考试是选拔学生的关键手段，由考试引发的负担却是学业压力和学习负担的重要来源。我国首部减负令《指示》表明，繁多的考试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要求改善考试制度，加强平时成绩考查。为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国家制定的多项“减负”政策分别从减少考试次数、改进考试方法和实行等级评价方式展开。一是减少考试次数。《规定》提出语数两门主科只进行阶段性的一次或两次考试，其它学科应侧重于平时考查。《减负十条》进一步分学段细化，规定一至三年级学生不举行统一考试，从四年级起，语数英每学期只举行一次全校统考，每门课每学期测试不得超过两次。二是改进考试方法。1964年《关于克服中小学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改进考试方法，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三是实行等级评价制度。自《意见》提出不给学生排名且不公布成绩起，往后的政策朝此方向提出了改“百分制”为“等级制”的评价方式，以消除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