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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新教与道德世俗化 摘要：19世纪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法国新教分化为福音派和自由派两大阵营。自由新教试图调和信仰与科学和现代性的矛盾,诉诸于人的理性和良知。其极端派的领袖人物比松发起自由基督教运动,得到部分自由派新教首领与共和派哲学家的支持。第三共和国前期亟需的教育改革为自由新教的理念运用到教学领域提供了历史契机。自由新教徒积极参与教学大纲、教学词典和教材的编撰,尤其推动了小学的道德世俗化。他们倡导的世俗道德不再将宗教视为基础,但肯定宗教情感的存在,认为宗教的纯粹来源位于人的心灵深处,使宗教摆脱外部、超自然的权威的束缚,不再被简化为仪式或道德行为;并充分相信人的理性和良知追寻神圣价值的能力,肯定理性和情感的相互关系。 第三共和国前期推行的世俗化举措在法国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俗化从学校领域开启，拓展到议会、婚姻、墓地等各个层面，严重动摇了天主教的社会根基，为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的政教分离奠定了坚实基础。道德世俗化是学校世俗化的重中之重，甚至被时任教育部长费里视为教育改革之全部内容。法国学者已对世俗道德的理论基础、世俗道德与道德秩序的区别及其对共和制的巩固作用进行了广泛探讨。一、新教福音派和自由派的对峙19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强调情感在人类精神中的主导地位。在其影响下，1810年代至1840年代掀起宗教革命，使宗教摆脱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回归主流文化，法语区新教将之称为信仰复兴运动。法国新教因此逐渐被分化成两大阵营:一方是福音派或正统派，另一方是自由派，自1850年代末期从后者中又分化出极端自由派。自由新教开辟的宗教世俗化道路对第三共和国前期的道德世俗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福音派是信仰复兴运动的继承者，宣称放弃18世纪的理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宣扬原教旨主义，提倡回归基督教和宗教改革的根本，回归加尔文学说。他们彻底否定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认为人有原罪，无法自救，将拯救置于中心地位。不过，与天主教不同的是，重提原罪、救赎、圣宠、善行等字眼，是将其作为拯救的结果而非条件。与之相对，自由派则试图调和信仰与科学和现代性的矛盾，诉诸于人的理性和良知，来重新思考基督教。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现代文本鉴别学的方法使得圣经无谬误之说不攻自破，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圣经的权威性。一旦信仰中的奇迹被驱除，自由派自然需要面对将超自然性、人神合一的耶稣、统治天堂的天父置于何处的问题。极端自由派甚至不再相信基督的神性，质疑神化身为人和复活的奥义。佩科认为，自然科学证明了大自然永恒的秩序与奇迹是不可兼容的，任何具有理性的人不会再相信约书亚吹角使得耶利哥城墙倒塌，也不会相信基督在复活前下到地狱。不过，自由派虽然不再相信信条奥义，但仍相信人类向往一种“无限、完美、生命、良知”。(Pécaut,1869)也就是说，他们仍相信存在宗教情感，但这种宗教情感是摆脱神性的，也可称之为一种世俗的宗教或内化的宗教。他们认为，真正的宗教虔诚不在于遵循各类仪式，而在于听从内心的声音。这种声音受到神性启发，任何具有理性的人都可能服从于其权威性。自我的发现必然会显露出上帝的存在及其律法，这种律法存在于所有人的良知中。因此，智力与信仰并不对立，相反，前者是后者的补充，智力通过理智的启发认可处于温和灵魂深处的真理。二、自由基督教运动比松是极端自由派新教的领袖人物，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长期担任初等教育司司长，是教育世俗化强有力的推动者。自1864-1865年开始，他与正统派新教决裂，开启自由基督教运动，又称自由新教运动。自1866年开始，他在瑞士纳沙泰尔任教，期间甚至采取创办教会的做法，创立自由基督教联盟，以期结束新教内部分裂的局面，实现超越个人信仰、哲学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基督教群体。其倡议得到巴黎自由派新教首领和法国共和派哲学家的支持。后者在自由新教运动中看到和解科学与信仰、自由与宗教、哲学与基督教之间矛盾的可能性，将之视为价值观转型时期道德危机问题的解决方式。比松极力推崇自由派新教，并将之与正统派和异端派相区别。后者只接受那些信仰关于耶稣基督的某些事实或耶稣基督认为的某些信条的人，而自由派接纳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比松认为新教应根除内部分裂，实现上述伟大任务。为此，他甚至创建了一个教会。1869年2月3日，他发起《自由基督教宣言》(Manifeste du Christianisme libéral)，其参与者组成自由基督教联盟。3月7日出版第一期周报《解放报，瑞士法语区自由基督教机关报》，比松任总主编。这些联合者中包括了博物学家、纳沙泰尔科学院教授、州议员爱德华·德索尔(Edouard Desor)，天文学家、纳沙泰尔观测所所长阿道夫·赫希(Adolphe Hirsch)，市自由派参议员的儿子、日后成为其《教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