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原生态治理意愿的影响——以甘南州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docxVIP

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原生态治理意愿的影响——以甘南州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摘要：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是典型的生态系统脆弱区，其生态安全对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牧户的主动参与和有力监督是草原生态保护的基础，基于188户牧户调研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原生态治理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牧户具有较高的草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但因“搭便车”心理，内在意愿转变为外在行为的动力不足，户均支付意愿金额为233.25～272.36元·年 草原生态安全既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生态安全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在人类活动胁迫下，草原生态系统碎片化趋势明显，水源涵养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服务功能下降，已影响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生态安全。为此，国家先后实施了“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与建设”“甘南州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以及“甘南州生态文明建设”等系列投资巨大的生态治理工程项目，有效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然而，当前牧区普遍实行的以政府为主导，以围栏禁牧为核心的草场治理模式，明晰牧户草场边界的同时，打破了草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尽管国内学者就社会资本对农户公共资源管理行为影响进行了诸多探讨，但现有研究更多侧重于农户参与意愿的分析，这些研究隐含一个基本假设，即将农户参与意愿等同于参与行为。同时，围绕草原生态治理牧户支付意愿的研究较多，但对参与程度及其驱动因子的研究较少。事实上，牧户的公共行为由“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构成，个体决策过程中即使有强烈的参与意愿，也会因拮抗效应导致行为的落空。因此，如何将参与意愿转变为有效的实际行为尤为重要。本研究针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安全的全域性战略影响与长期发展路径依赖导致的生态系统脆弱的矛盾，以及对当前甘南州草原生态治理过程中的农牧民行为响应1 材料与方法1.1 理论分析框架根据生态理性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公众参与是生态系统保护与治理的根本和基础，其行为选择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区域生态保护成效。草原生态保护不仅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更需要广大牧户的积极参与和有力监督。从生态理性视角看，牧户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而是一个将已有自然资源和认知能力结合起来的生态理性人。牧户生态治理意愿和行为是在资源基础、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政策引导等区域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不断适应，提升认知，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适应性能力，从而做出相应的行为决策的过程。只有将公众的参与意愿（愿参与）、参与能力（真参与）和参与频度（常参与）三者合一，才能形成草原生态系统保护与治理的全民参与机制，进而实现区域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图1）。牧户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彼此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社会信任与规范等社会资本是建立自我管理机制的关键本研究选择草原超载过牧最为严重的合作市和夏河县作为调查区，采用调查问卷形式。其中，2018年12月在合作市共调查了达洒村、上知合么村、下知合么村、团结新村4个村，共105户。2019年3月在夏河县进行补充调查，调查区域为：多玛村、曼玛村、桑科村、日芒村4个村，83户。1.2 模型构建双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由经济学家Cragg提出并成功应用于家庭耐用品消费研究，其基本思想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必须跨越参与和支付两道“栏”才能实现1.2.1 农户草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模型(1）式表示牧户不愿意参与草原生态治理；（2）式表示愿意参与草原生态治理；y1.2.2 牧户草原生态治理意愿模型(3）式表示牧户草原生态治理支付意愿。Ε（·）代表条件期望；λ（·）为逆米尔斯比率；x由（1)～(3）可建立对数似然函数：式中：ln L代表对数似然函数值，利用极大似然函数估计，可求得实证分析所需的相关数据。1.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本研究各类型变量及其衡量指标的统计及分布描述见表1。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分为牧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方面。其中，参与意愿为二元虚拟变量，愿意参与时赋值为1，不愿意参与时赋值为0。当被调查牧户具有参与草原生态治理意愿时，采用连续型条件价值评估法中的支付卡式引导技术，继续进行牧户支付意愿额度调查，问题情境为“若您愿意参与当地草原生态治理，每年为此愿意支付的金额是多少元”。支付卡式支付意愿的测算办法为式中：WTP(willingness to pay）表示支付意愿；A2）解释变量。本研究中的解释变量为社会资本，具体包括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互惠、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五个方面。基于社会网络强大的公众性和广阔性，社会个体可通过社会网络获得广泛的社会信息，拓宽视野，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刺激公众产生集体行为个体生态保护参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