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实用性特征.docx

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实用性特征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和正统的儒家文化虽然具有明显的道德性特征，但是，无论从儒家思想的内部分歧、儒家理想现实化的过程中，还是从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差别中都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性与实用性是相统一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兼具“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蕴含着独特的现代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道两家文化在经历先秦时期的独立发展之后，在西汉时期广采各家之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共存局面尽管儒家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正统的位置，并具有极为明显的道德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只具有道德性特征，甚至也不意味着儒家文化只具有道德性特征。儒家文化除了道德性特征以外，还具有实用性特征，而且这种实用性特征不仅存在于儒家文化内部，道佛两家文化同样具有实用性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性与实用性是相统一的。基于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以及对儒家文化只重道德性而轻实用性的普通误解，本文从儒家思想的内部分歧、儒家理想现实化的过程、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差别等三个层面，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性特征。一、儒家思想的内部分歧儒家在结构上具有三个不同的形态：一是“道”，讲的是如何做人；二是“学”，在继承西周礼乐传统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道德理想的思想体系；三是“政”，就是用道德理想转化现实政治。由于内在具有多种不同形态，儒家自始就与现实政权具有难以分割的关系。在儒者中，既有儒者以帝王的师友自居，坚持以儒家超越性精神来转化现实的政治，以“道统”驾驭“政统”，也有儒者屈从于现实的政治压力，甘心对帝王俯首帖耳，为了获得眼前利益而不惜出卖知识良心，将儒家文化理想变成取悦现实政权的点缀品儒家因为“道”“学”“政”形态的不同，而在儒者间存在“以道驭势”“以道附势”的差别。即便仅就“学”的形态而言，儒家思想也存在许多分歧。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学说并非仅仅包含道德元素，而是包含言语和文学等不同成分，孔子的弟子所擅长的领域也由此颇为不同。孔子曾对此进行过评价：“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在孔子死后，儒家则更是分为八派。“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在这八派之中，被称为“孟氏之儒”的孟子思想和被称为“孙氏之儒”的荀子思想最具影响力。孟子充分继承了孔子思想中的道德面向，被后世纳入儒家“道统”之中。在唐代韩愈看来，孟子是孔子思想的传承人，只可惜在孟子之后，儒家“道统”失传了。“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昌黎全集·原道》）。幸运的是，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儒家“道统”又在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在南宋时期，朱熹的弟子黄幹又对儒家“道统”进行了新的增补。“道原于天，具于人心，著于事物，载于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事而可考也”（《徽州朱文公祠堂记》）。由于宋明理学在后世的强大影响力，孟子在儒家的地位也愈加稳固，在儒家思想史上获得了“亚圣”的地位。与此相对，荀子并不被后世儒家纳入“道统”之中。荀子思想虽然仍属于儒家思想，但是，由于荀子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融合色彩，提倡隆礼重法和礼法结合，他遭到宋明理学的误读并被贬斥为非儒。根据近世思想家的观点，荀子思想虽然并未在表面上取得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但却在实际上对中国社会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谭嗣同看来，“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如果从孟子所传承的儒家正统思想来看，儒家文化无疑具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果从荀子所传承的思想传统来看，儒家文化却又具有明显的实用色彩。以汉代的思想为例，虽然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就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此时独尊的儒术是“儒法合流”后的儒术，是以儒家思想缘饰法家思想的“外儒内法”状态，这实际上恰恰是荀子思想的实际运用。由此就有了以董仲舒、公孙弘和儿宽为代表的“兼通儒法”的循吏标准，“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汉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