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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道德水平及其抑制作用分析 摘要：由有从军经历的高管运营的企业是否会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水平？在中国环境下，本文深入剖析了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商业腐败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基于2010—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本文发现：第一，当企业由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运营时，企业将更少地参与商业腐败行为。第二，随着行业竞争强度或行业国家垄断程度的提高，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商业腐败行为的抑制作用将减弱。第三，随着地区制度完善程度的提高，行业竞争强度在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商业腐败行为两者关系间的削弱效应会被弱化，但行业国家垄断程度在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商业腐败行为两者关系间的削弱效应未受到显著影响。随着反腐败力度的提高，行业竞争强度和行业国家垄断程度在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商业腐败行为两者关系间的削弱效应均会被弱化。 一、引言腐败行为存在于经济领域(完善反腐败机制、加强司法监督等确实构成了抑制企业商业腐败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当在地区制度状况等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企业的商业腐败行为存在差异时，就非常有必要探讨企业内部高管异质性的重要影响。根据高层梯队理论，企业很大程度上是高管的反映客体，因而高管异质性构成了各企业间经营决策及经营绩效存在显著差异的一个核心因素(本文的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本研究综合了内外部的关键因素的作用，在重点揭示高管异质性这一内部关键因素对商业腐败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分层次考察了行业环境以及制度环境等外部关键因素的情境敏感性。相较于以往侧重于从地方官员更替、行业竞争强度等外部视角来考察企业商业腐败行为的研究(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一）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商业腐败行为商业腐败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对其治理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学者们大多局限于探讨商业腐败的外部因素(首先，从军经历个体通常遵循着更为严格的道德准则(其次，高管有从军经历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H1：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商业腐败行为发挥着抑制作用。（二）行业环境的调节作用根据用于解释外部环境如何影响决策者进行道德决策的两阶段“信号-加工”模型(行业竞争强度反映了企业在产品市场中所面临竞争压力的强烈程度，它构成了企业所处行业环境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企业中，高管对良好组织绩效的实现负首要责任，并且高管的市场声誉、薪酬也与绩效表现存在较强的正向关联性。随着行业竞争逐渐趋于激烈，企业将面临着更大的市场不确定性、组织绩效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另外，行业竞争强度越大，企业的违规倾向越强(H2a：行业竞争强度过高削弱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商业腐败行为的抑制作用。行业国家垄断程度反映了国家或相关政府部门对该行业的干预力度或影响程度，它构成了企业所处行业环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企业严重依赖于政府的执照审批或续签以及政府控制的稀缺性资源和优惠待遇(另外，由于国家垄断行业存在着高垄断利润(H2b：行业国家垄断程度过高削弱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商业腐败行为的抑制作用。（三）正式制度的二次调节作用有关腐败的研究指出，腐败不仅体现出“对腐败服务的需求”，同时也代表了“腐败的供给”。因此，只考虑商业腐败的任何单一主体都是不完整的。显然，作为人为设计的、形塑人类行为的一种“游戏规则”，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强有力地影响着“腐败需求方”和“腐败供给方”的腐败动机，继而可能会影响到有从军经历的高管采取商业腐败行为响应行业环境的倾向。所以，在解释企业商业腐败行为方面，不仅应考虑行业环境，还应进一步考虑制度在有从军经历的高管采取商业腐败行为响应行业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拟进一步考察两类正式制度(制度完善程度以及反腐败力度)对行业环境(行业竞争强度与行业国家垄断程度)的二次调节作用.首先，在“新兴+转型”的中国，保证和维持市场运行的制度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且各地区之间的制度完善情况也并非完全一致(H3a：随着地区制度完善程度的提高，行业竞争强度对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商业腐败行为两者关系的削弱效应将随之弱化。H3b：随着地区制度完善程度的提高，行业国家垄断程度对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商业腐败行为两者关系的削弱效应将随之弱化。其次，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一些政府官员、军官和国企高管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处。反腐败的推进，一方面加大了商业腐败供给方(尤其是腐败官员)庇护企业的风险和成本(H4a：随着反腐败力度的提高，行业竞争强度对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商业腐败行为两者关系的削弱效应会随之弱化。H4b：随着反腐败力度的提高，行业国家垄断程度对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商业腐败行为两者关系的削弱效应会随之弱化。三、研究设计（一）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