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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传医、传科学近代中国教会医院之发展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借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受着“上帝”指引的传教士们，纷纷涌入中国，企图“拯救”国人的灵魂。传教本身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来，加之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大相径庭，不免使得国人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于是，便出现了借医传教和医学传教士——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当时的中国，医疗卫生环境落后，许多疾病传统中医难以治疗，为西方教会开辟了一条借医传教的捷径。教会医院，通过免费施医救治，通过“疗身”企图达到“疗灵”的效果。因此，早期教会在评价第一位美国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时，直言不讳地说：“当西方的大炮轰不开中国门户的横栓时，他以一把手术刀劈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借医传教的过程中，医疗和传教的界限愈加清晰，同教会的初衷越走越远。回看近代以来的历史，“借医传教”的特殊模式，使得“教会医院”更像是一个近现代文化的传播地。本文将近十年的全国教会医院文献进行研究整理，根据文献研究角度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展望与讨论。 1 对当时各地医疗卫生状况的影响1.1 公共卫生的改善教会医院的出现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改善不言而喻。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同时也是教会医院最早出现的几大城市。当时国内的公共卫生条件相对落后，教会医院本着疗灵的初衷，组织开展卫生讲座，告诉百姓饭前洗手，不吃腐烂的食物，喝干净的水，还针对妇女开展了卫生保健和生产的宣讲等等。有趣的是，1906年创办的上海广慈医院，最初在建设院舍时，也对当地的卫生环境做出了一大贡献。教会选取的院址远离市区，周围都是散发恶臭的河浜，坟墓伫立。为了建立广慈医院，这些河浜被填埋，医院一片区域的公共卫生环境得到了大大地改善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传教士把握机会向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开展布道工作，如河南、山西、陕西、四川、重庆、宁夏、湖北等地。交通闭塞、人口众多，各方面相对落后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然而，正是这样的相对落后，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保健观念、治病就医条件的缺乏，使得借医传教更能借“疗身”达到“疗灵”的目的，教会医院的开办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河南早期的教会医院在本土化及乡村卫生网络的建设中较为典型。河南的教会医院，除了在门诊病房里积极向患者宣教卫生健康的生活习惯。还会到农村进行巡讲，开展公共卫生的讲座，分发宣教手册。在教会医院建立完善后，便会以当地的教会医院为中心，向四周的农村设立卫生站，同时快速培养教会医生，教会医院给予专业培训，定期技术指导等后备支持。这样的乡村医疗网络模式，现在看来依旧非常的高效1905年创办的山西仁术医院在后期，通过开办卫生展览，吸引百姓前来参观。举办的卫生游行，在1935年至1936年间共到访360处，132所学校，267次卫生演讲，听讲人数约3万人，为近1万人种痘1.2 传染病防疫由于公共卫生设施的落后，居住环境、饮水卫生、道路清洁都得不到保障，加之生活习惯和卫生观念的落后。传染病问题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都是一大难题。据最初来到上海开办医院的传教士回忆，他们用火炉自制蒸馏水，将水煮沸，用棉花过滤，如此反复多次后贮于瓶内，以供腹部手术之用。可见当时想要找到干净的水来进行医疗工作都是如此困难。河南惠民医院，在巡诊时，专门开展传染病防治的讲座。霍乱等传染病期间，教会医院在治疗的同时，进行传染病预防措施的宣传教会医院开展的另一项具体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便是疫苗接种。教会医院最初借医传教，除了施行简单的外科手术，还给百姓免费种痘。1866年成立的上海同仁医院，起初便积极投身于种痘。教会的教堂建成之后，并没有吸引到听教的人，但通过设立药局，免费给当地百姓种痘预防天花病，使得教务事业得到发展。1881年初，圣公会在上海三地：大场、江湾和三汀沟为496人进行牛痘接种。可见当时国内的医疗卫生环境，对传染病防疫的需求是相当大的。山西仁术医院巡诊时给当地人种牛痘，注射抗毒素，院内还备有百白破、伤寒、猩红热等传染病的预防接种液由此可见，通过传染病防疫是教会医院博取国人好感，获得信任的捷径之一，同样也是教会医院对近代中国传染病防疫工作的推进。1.3 医疗体系的变革1.3.1 引入西医外科学教会医院最初的借医传教，所借之“医”，主要指的就是西医外科学，更确切地说是眼科手术。1835年，伯驾在广州开办新豆栏眼科医局，开创了中国近代西医的先河。借医传教从眼科发迹，不免有其一定的选择性。眼科手术的疗效显著，见效迅速，危险系数小，治疗手段也与传统中医大不相同，综合考量，首先从眼科下手，更容易走进国人内心。1844年，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