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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转型与社会治理资源创新 摘要：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闽南民间信仰一直在探寻现代化转型的有效方案，而通过信仰意义到治理资源的文化功能的创造性转化，不失为一种可行选择。闽南民间信仰凭借3种方式涵化为社会治理资源：通过建构信仰品格的道德性，以培育社会治理的公共精神；基于仪式性活动、地方性庙会、道德性教义，累积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本；依托村庙管理委员会、老人协会、民间信仰研究会介入公共治理，助益社会治理的主体成长。闽南民间信仰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的过程，不仅是区域性民间信仰文化治理功能的个别呈现，而且内嵌着中国民间信仰现代转型的一般逻辑，即在坚持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创设民间信仰文化保护与开发并重机制，促使民间信仰的文化传承保护与社会治理资源开发相得益彰。 闽南民间信仰遍布于城乡社会，其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闽南民众日常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规则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现实生活中，闽南民间信仰有助于发挥政治教化、经济勃兴、国家统一一、从信仰品格到公共精神：闽南民间信仰的价值转换在现代社会中，闽南民间信仰能否转化为社会治理资源，主要取决于其内在的道德性品格。闽南民间信仰通过神祗品格的建构性，造就了神祗信仰之于社会个体的道德规训，形成乐善好施、齐同慈爱、行道立德等良善价值，而这些规范性价值往往契合社会治理所需的公共精神。(一)信仰品格的道德性及其塑造闽南民间信仰的对象复杂多样，涵盖自然神、人格神、道教佛教崇拜之神等，每一类信仰对象都具有特定的信仰品格。自然山川之神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祖先崇拜在于敬天法祖、慎终追远；功臣崇拜之神凸显政治伦理与教化，等等。在信仰体系中，以人格神的信仰品格塑造最具典型。人格神位居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位置，其在由“人到神”的肉身成道过程中，内嵌着为世人推崇备至的道德人格与精神。人格神的神祗品格塑造，主要源于神祗生前的向善事迹和羽化后的灵力拓展，由此构成人格神之于世俗社会的意义。祖先崇拜追思的是祖先为家族的善行善举；对岳飞、关帝、开漳圣王陈元光的信仰，敬仰的是他们仁义正气、开疆拓土品质；对医神保生大帝吴夲、海神妈祖的崇拜，旨在推崇诸神行善积德、济世利人的慈善精神。在践行神祗品格的过程中，因有了先人的精神导引，信众参加公共事务治理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此类信仰精神也可以改变人们对消极事件的认知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负面情绪，促进积极情绪和人类美德的发展虽然闽南民间信仰的神祗涉及各行各业，但这些神祗品格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德道性。神祗及其品格可以是多元，但道德性是其不变的内核，这是神祗崇拜历经“风雨”洗涤后仍能传衍不息的主要动因，其通过神祗崇拜，推崇道德精神而实现社会教化。民间信仰是基于神圣之心灵和敬畏的仪式系统，善意和积极的社会功能是其道德规范闽南民间信仰道德性品格的建构是由民间社会加以践行。官方力量是神祗品格道德性塑造的主体，其主要将“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要素融入民间神祗的信仰品格中，通过特定的仪式活动，使之成为民间社会的基本规则。就信众而言，这些基本规则是他们通过信仰实践和信仰关系而习得的道德观念。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些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它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依着该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从社会观点来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二)社会治理的公共精神从信仰品格的建构性到信众的道德观念，再到社会治理的公共精神，形成闽南民间信仰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转化进路。行政伦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伦理精神作为一种以道德为中心的新型治理模式，主张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根本性意义，能够有效化解后工业社会的高度复杂化与不确定性风险。闽南民间信仰的道德性品格，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有效参考，“道德是人们‘内心的法’,拥有道德的人们就能够自觉地遵守法律和纪律”经历现代性的洗涤后，闽南民间信仰虽然逐渐呈现世俗化等特点，但闽南民间信仰的内在道德性则日益凸显，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主流话语先后对民间文化或传统文化的民族文化瑰宝、活化石的价值定位二、从仪式实践到社会资本：闽南民间信仰的网络再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乎社会资本的概念多有争议。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社会资本视为某些资源的集合(一)仪式性活动增强社会个体之间的信任涂尔干认为，仪式是指对信仰具有强化功能的明确的行为方式(二)地方性庙会孵化社会网络庙会是仪式性活动的延伸，是围绕庙宇形成的具有民俗和经济内涵的区域性群体活动，更深层意义上，庙会是关涉生命观、宇宙观、伦理观、福利观和群体认同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