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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医生职业信任的形成机制与构建 摘要：信任为良性医患关系之必需。本文呈现了民众对医生群体的“反常”信任：民众对医生总体信任度较高，但对其医术、医德缺乏信任。为何会存有这种信任度差别?本文发现：中国医生职业信任主要源于民众对国家医疗制度的认同；医术、医德对医生信任具有塑造作用，但制度信任对其塑造力具有强烈的替代作用；制度信任会促进民众对医生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的信任反差。通过对职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本文有助于理解复杂医患关系的形成机制。 一、引 言信任在医疗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患者对医生越信任越有助于双方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实现医疗活动目标(《中国青年报》一项超过25万人的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医生的信任状况堪忧，66.8%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医生的诊疗(孙震、王梦莹，2013)。《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也在呼吁拆除医患“信任隔离墙”(一面是不信任，另一面又是高度信任，这些矛盾的数据令人困惑——中国民众究竟是否信任医生?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没能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发现了另外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中国民众对医生的总体信任度极高，持高信任度的民众占比达到83.49%;但中国民众对医生的医术、医德等具体层面的信任度极低，持高信任态度的民众占比均在20%左右(详见图1)。概括而言，民众对医生持有一种“反常”的信任形态：“总体肯定”但“具体否定”。无论是从常识出发还是从理论出发，我们都很难理解这样一种信任与不信任并存的状态。这种信疑混杂的局面部分呼应了大众媒体与学术研究中相互矛盾的发现，也构成了一个亟待解答的谜题。职业社会学理论认为，职业信任是由道德信任或专业技能信任塑造的。但中国民众对医生的信任分布状况证实，高职业总体信任和低职业技能信任、低职业道德信任可以并存。为什么主流职业社会学理论无法有力回应中国民众对医生的“反常”信任?原因在于“英美职业社会学的主流理论并未认真对待职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本文运用经验数据来解析中国民众对医生的信任(下文简称“医生信任”)状况。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医生的“反常”信任主要受到其对医疗制度信任的调节。对社会制度的认同塑造了中国民众对医生的职业信任，但制度信任也强化了民众对医生职业群体“总体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首先，拓宽了对职业社会学理论的认识。主流职业社会学理论认为现代职业合法性的确立表现为职业信任从基于道德转向基于专业技术。但中国民众对医生的信任态势表明，道德信任、技术信任之外的社会制度信任也可以塑造职业信任。本文深化了职业社会学理论，推进了对职业合法性来源以及职业信任、社会制度信任关系的认识。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医患冲突不断，医疗纠纷事件每年逾百万起，且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甚至演变为伤医、弑医的暴力行为(二、文献回顾(职业是如何形成的?现代职业的形成可以视作同质且无知的客户对技术专家的依赖过程(相比其他职业，民众或客户(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显得尤为重要。医疗服务被直接定义为“信任品”(从非技术信任到专业技术信任，民众对医生职业群体的信任经历了历史转型。在早期美国社会，大量民众拒绝信任医生、信任医学，甚至认为只有凭借常识(common sense)和先天智力(native intelligence)才能有效应对健康问题((职业社会学理论家对医生信任有诸多论述，本部分主要介绍医生信任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医生信任可分为两类：个别医生信任和普遍医生信任。个别医生信任指在某项医疗活动中患者对特定医生的信任。安德森与戴德里克开发了一个包含11个问题的量表来度量患者对其慢性病初级保健师的信任状况(普遍医生信任指社会大众对整个医生职业群体的信任。鉴于“目前对医生信任还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实证定义”,有学术团队开发了维克森林医生信任量表(Wake Forest Scales Measuring Trust, WFSMT),通过忠诚、能力等指标来度量普遍医生信任(虽然普遍医生信任更富社会学意涵，但目前针对个别医生信任的研究更为丰富。同时，针对个别医生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公共卫生领域。有研究证实，有效的医患沟通、治疗中的医患合作有助于提升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本文将关注普遍医生信任，考察中国民众对整个医生职业群体的信任。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环节会将常见的个人社会学特征变量纳入解释变量范畴，对中国医生信任的社会分布状况进行细致的描述与刻画。(医患关系既是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技术关系，二者的互动也构成一种社会关系(已有学者运用实证手段对中国医生信任问题进行了探索。池上新与陈诚(2018)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医生信任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网络、社团参与不利于农村居民对医生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