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型金融组织适应性成长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docx

? ? ? ? ? 农村小型金融组织“适应性”成长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 ? ? ? ? ? ? ? ? ? ? ? ? ? ? ? ? ? ? 我国农村小型金融组织的成长应该及时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复过去农村金融改革政府外生主导的改革模式，采取“适应性”成长模式，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和资源禀赋状况的实际出发，以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的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体系。从理论上来看，“适应性”成长的提出源于其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存量式农村金融“改革”的反思，从“改革”到“成长”的转变，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关注农村小型金融组织的成长。另外，“适应性”成长是在既有“内生”和“外生”金融基础上的深化，但这又不是内生与外生的简单糅合，因此，国家政策对农村小型金融组织成长应该具有动态适应性。从实践层面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离“适应性”成长的基本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农村小型金融组织“适应性”成长需要完整的实践性框架体系。 第一节 “适应性”成长的提出：基于现实剖析与理论溯源的创新 一 “成长”之于“改革”：现实剖析 “改革”一般指在既有体制内做出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改良和革新，改革可以是局部调整，也可以是根本性变动。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从总体上来看，农村金融领域经历了体系重构与完备、农行商业化改革、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和农村金融组织增量改革四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被称为存量改革阶段。在农村金融存量改革阶段，每一次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执行都是在政府“顶层设计”的指导下进行的，市场力量一直受到压抑或者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其在制度变迁上属于外生性制度变迁。通过存量式农村金融改革，我国基本建立了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合作性金融机构组成的完整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其在实际功能上没有得到应有发挥。 （1）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和功能定位完全由国家行政力量划定，而且几经变迁，缺乏长远有效规划，这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疲于应付国家制定的任务，无法真正发挥政策性金融功能。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1998年业务范围调整以后，仅仅承担了收购粮食贷款的职责，成为“粮食收购银行”，其原有的农业开发、扶贫等专项贷款业务被划转给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事实上又重新同时经营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看，这是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改革的一次“倒退”，是农村金融市场化作用机制培育的一个试错过程。 （2）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具有先天不足，其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行社脱钩和产权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始终是由政府主导并强制推进的，政府通过负债管理和法定准备金制度等措施，对原本内生于农村的农村信用社保持着强大的行政控制力，它们必须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对农民的金融需求考虑不多，缺乏农民参与的合作基础，也不能有效地培育农村合作金融机制，始终未能恢复其合作金融的基本属性，这造成我国事实上的合作金融残缺。 （3）中国农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以后大规模撤离农村，但与此同时，其并没有培育其他金融组织来弥补撤离后的金融服务空白。改革开放以来，从体制内内生出来的民间金融发展很快，但其一直没有进入政府顶层设计的视野，始终游离于农村金融体系之外。民间金融是适应客观经济需要而存在和发展的，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这股市场化金融力量一直遭到政府力量的打压。政府不去设法完善相关监管制度和风险防范措施，单纯的政府打压反而放大了这股市场化金融力量隐含的风险。在整个存量式农村金融改革阶段，由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农村金融改革主要是在政府主导和严格控制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其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发创新很少，农村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力量不能发挥作用，没有把农村经济主体有效纳入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过程之中，金融市场化程度严重滞后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但我国实体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凡是成功的改革案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企改革发展等）均遵循了“基层发明—上层肯定—试验推广”等“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模式。 以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为开端，我国开始了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在此轮增量式农村金融改革中，政府开始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表明市场化力量开始在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我们细心分析可以发现，整个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发展思路和具体细则的制定全部来自政府的“顶层设计”，村镇银行实施主发起行制度，小额贷款公司法律地位缺失，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实施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虽被纳入政府统一审慎性监管体系，但缺乏分类监管指导。实践证明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不适用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