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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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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海外投资企业撤出先行研究
迄今关于海外投资企业撤出的相关研究比较少。在分析企业撤出之前,我们需要明确海外投资企业撤出的概念。关于海外投资企业的撤出,目前比较准确的定义为,海外直接投资的撤出指的是本国的母公司放弃对海外子公司企业活动的支配,因此“企业的撤出”包括当地法人的股权转卖、清算、国有化、合并、休眠等。[1]
关于企业撤出理论,我们可以从目前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觅得踪迹。弗农的生产周期理论长期成为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支柱之一,该理论指出,在产品标准化阶段,厂家拥有的垄断优势已经消失,竞争主要集中在价格上。生产的相对优势转移到技术水平低、工资低和劳动密集型模式的国家,于是企业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该产品,由国外进口该产品。从这一意义上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撤出的原因,即由于标准化阶段竞争激烈导致竞争优势的丧失,企业开始由国内撤出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但是利用该理论解释企业的撤出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该理论主要解释产业从投资母国的撤出,在解释海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撤出时存在一定的局限。
邓宁借鉴了海默以来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成果,将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巴克莱等的内部化理论结合起来,并引进了区位理论,采用折衷的方法和体系加以综合形成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成为迄今解释能力最强的国际直接理论之一。邓宁的折衷理论由三部分构成,即东道国当地条件所约束的要素禀赋、企业拥有的经营资源的优势、市场内部化对交易费用的削减等。当满足上述条件时企业就会选择海外直接投资。博德温于1983年针对邓宁的折衷理论提出了3个反论,认为只要满足下述3个条件之一就会出现撤出:
条件1: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丧失了与他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条件2:或者,即使拥有竞争优势,但企业出售或者租借给外国企业比内部化更为有利;
条件3:或者,企业在母国以外地区利用内部化的竞争优势无法增加利润,即以母国生产方式对外国市场出口、对本国市场进行供给的方式更为有利,或者国外生产与本国生产两者放弃其一或者同时放弃的方式更为有利时。
相对于邓宁折衷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博德温认为只要满足其中一个条件企业就会撤出。博德温理论是在邓宁折衷理论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对于海外直接投资撤出条件分析比较全面的理论。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假设东道国区位条件较为不利,但如果具有能够弥补区位条件不利的经营资源优势存在的话,直接投资仍有可能发生,但根据博德温理论,区位条件不利一定会引发企业撤出存在着绝对化,例如,东道国工资水平上升造成有些企业撤出,但仍有大部分企业继续从事海外生产,对这种现象,该理论难以进行很好的解释。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不同国家地区的企业撤出进行了实证分析。例如维尔森根据哈佛大学的调查数据对美国跨国企业的撤出进行了研究,他计算出42个制造业部门1971~1975年的撤出企业/在外子公司数的比例,将产业分为技术密集度高和技术密集度低两类,最后得出了技术密集度低的企业撤出比例高的结论,而具有产品差别化和高度技术等特点的产业相对撤出较少,但是对于“产品差别化”和“高度的技术”与撤出比例之间的关系依然缺乏严密的理论论证过程。洞口治夫(1992)以日本1971~1988年间在亚洲投资企业的撤出以及存续条件进行了分析,归纳了日本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撤出的一些特点。
第二节 90年代以来日本海外投资企业的撤出状况及主要原因
一 日本海外投资企业撤出状况及主要原因
根据日本周刊东洋经济《海外投资企业总览》,截至2002年底,日本海外投资企业的撤出企业数量为9211家,其中,亚洲为3205家、北美为2821家、欧洲为1775家,分别占34.8%、30.6%和19.2%。可见亚洲为撤出企业最多的地区,但是从撤出企业占投资企业的比重来看,亚洲仅为23.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31.9%,而且远远低于北美(41.7%)和欧洲(34.1%)的水平(见表7-1)。因此尽管日本在亚洲撤出企业数量较多,但是由于90年代以来日本投资中心转移到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大量的企业进入造成撤出比重的降低。
从撤出的行业角度看,非制造业撤出企业数量远高于制造业,但是从企业撤出比重来看情况截然相反,非制造业的撤出比例远远超过制造业的撤出率,平均为制造业的1.2倍~1.5倍。由于9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投资数量大大高于非制造业投资,因此,非制造业的撤出比率相对较高。
表7-1 日本海外投资企业各行业撤资情况
从撤出企业数量年度变化角度看,90年代以来,日本海外投资企业撤出数量持续增加,1999年撤出企业数量达到顶峰,其后虽略有下降,但进入21世纪后日本企业又迎来了一个撤出高峰(撤资高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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