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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语言争夺的舌头 被语言争夺的舌头 帕蒂古丽 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街头，我用汉语问一位榨石榴汁的维吾 尔族老大娘： “石榴汁多少钱一杯？”大娘用她灰绿色的眼 珠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滚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 “你明明 是维吾尔族，为什么对我说汉语？” 一 刷我家的木门时，剩了不多的蓝色和绿色两种油漆，父 亲混合起来刷上去，最初那些搅拌不匀的油漆，蓝不蓝绿不 绿的颜色很怪异，热天冒起许多小泡泡，像青蛙的皮肤，冷 天北风一吹就龟裂剥落。门上的油漆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努 力适应着气候的变化。后来，粘稠的绿色以绝对的比例优势 占了上风，几乎将蓝色的油漆挤了出去。剥落后的绿色只剩 下斑斑点点，最终门变回了蓝色。 我们家庭里语言的演变，就像那扇木门颜色的演变，最 初占主导地位的母亲的回族话，随着她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 症而弱化（除了自言自语，几乎丧失了正常的语言能力） ， 父亲的维吾尔语占了上风。他们各自的语言和生活习性，像 蹩脚的油漆匠刷的油漆或者拙劣的泥工墁的墙皮，像两种不 同的油漆或者泥巴，混合着斑斑驳驳地粘贴包裹在我身上， 其间有弥合不了的裂纹，它们组成了我在这个“混血”的家 庭生长出来的、类似鱼鳞或者蛇皮一样的文化斑纹，就像我 难以分辨混合后的两种颜色的油漆一样，我已经难以分辨哪 一种印痕来自于父亲，哪一种印痕来自于母亲。 那些杂糅交错的印痕，像是针刺的刺青，最初刺刻上去 时的那种刺痛、灼热感已经消失，红肿也已消退，血渍被擦 拭干净后， 溃烂的伤口渐渐愈合， 结的疤痂也在岁月中脱落， 留下的那些若隐若现的瘢痕，已经成了我隐秘的“纹身” ， 唯有我自己看得见。 父亲和母亲不同族别的亲戚，他们观察我的样子，就像 我看家里不蓝不绿的油漆木门，他们一半是在观察隐藏在我 身体里的母亲，一半是想从我身上找出父亲的影子来，他们 各自接受了我的一半，争抢着改造他们所陌生的另一半。 喀什来的维吾尔族姑姑为我辫的满头小辫子，在外婆家 备受敌视，被小姨撕扯着拆散。父亲为我缝制的连衣裙，被 外婆夺过去扔进了灶火，我被逼迫换上小姨的长衣长裤。从 那时候起，我告别了裙子几十年，这对于一个以长裙为主要 装扮的维吾尔女孩，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长期生活 在两个民族夹缝里的我，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得自然而然、合 情合理。即使父母的宗教信仰是同一个，生活习惯和禁忌也 不尽相同。种种习俗交织，互融或者相争，慢慢地我理解了 母亲和外婆、父亲和姑姑，双方都希望我在接受另一方文化 的同时，竭力维护好他们各自的民族自尊心。 在一个多民族聚集区，一个孩子在成长中难免被各种不 明的潜流裹挟。维吾尔族的父亲，回族的母亲、哈萨克族邻 居、汉族老师灌输给我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不同的习 惯。在家里，父母亲念《古兰经》的不同发音，都会演变为 没完没了的家庭争端。外婆教我念天水张家川口音回民调子 的《古兰经》 ，父亲一次又一次试图用他标准的阿拉伯语发 音和语调来修正，外婆的口音却成为不可更改的模板，被牢 牢搁置在我的记忆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文化，作为孩子也不知道该听从谁 的。常常是大人各执一词，我照着先讲的一个的做，照着后 讲的一个的改。不同的语言对我的名字不断地修改，不同时 期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叫法称呼我的名字，从回族的法图 麦，到哈萨克族的芭迪玛，再到汉族的李英兰，一直到维吾 尔族的帕提古丽，给穿梭在各种族群间摇摆不定的我打上了 一个个不同的结。我的认知过程里，到处是涂改液和橡皮擦 的痕迹。那种渴望包容的诉求， 在童年时也许只是一个期望， 这样的期望被迫搁置，深深陷入迷茫中不容逃脱的我，唯有 盲从。到头来我发现，在模糊的比较中本能地接受下来的， 都是些天生基因里就有亲切和认同感的东西。 二 我家先出生的三个孩子很幸运地掌握了维吾尔语，自从 我和弟弟、妹妹上了汉语学校后，从第四个孩子开始，家庭 的语言开始出现分岔。连父亲也不得不操着僵硬的舌头吃力 地迎合我们流利的普通话。第四个孩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