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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视角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应用研究 研究背景 震惊全球的“9.11”事件唤起人们对现代安全风险的重新审视，而以“非典”为标志，我国总体上进入了突发事件高发期，也因此我国开始了具有现代整合意义的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现代应急管理强调全主体参与，全风险管理。更重要的是，现代应急管理是一个涵盖了减缓、准备、响应、恢复各个阶段活动的首尾闭合的完整流程，改变了传统安全管理中特别强调事后的响应与恢复、忽视事前的风险减缓与应急准备。 我国食品行业还处在生产结构的调整期，食品生产的链条长，涉及的主体多，产品涉及面广，因此“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风险仍然较高，食品污染事件难以完全杜绝，加之当下公众对食品安全与健康的问题高度敏感，而这些都对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传统的“重救轻防”的管理理念亟需改变。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引入了全新的食品安全治理理念——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此时风险交流作为一种事前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内容，已然成为政府有效开展食品安全应急管理的有力保证。 1新时代下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新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公众逐渐提出获得知情权和参与风险决策权的要求，这使得风险交流的意义更加凸显，而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一个复杂的跨学科研究领域，需要多科学多范畴的研究视角。公众的食品安全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如果说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是导致消费者安全感不足的客观原因，那么信息的不对称交流则是导致消费者主观安全感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食品安全问题给消费者心理健康造成的伤害并不亚于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尤其在新媒体的影响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主体日益多元、风险监管难度加大、交流渠道多样，且由于“自媒体”的信息高速扩散，风险容易被放大，甚至被加工扭曲，衍生出其他的社会风险。近年来多发的食品类网络谣言不仅动摇着公众对于政府和企业的信心，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因此通过在应急管理全过程全方位进行有效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精确锚定交流目标人群、优化交流渠道（媒介）、聚焦交流内容、有针对性地设计交流策略，从而达到实现公众科学认知，提升消费者的安全感，重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显得尤为关键和紧迫。 2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内涵与发展 “风险交流”的概念是伴随着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贝克将现代风险社会中缺乏个人和机构为风险负责的现象称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他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阻碍了风险交流的进程。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公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下降。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了以风险评价、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为支柱的风险沟通，致力于调和政府、企业界、科学界和公众之间关于风险问题日益激化的矛盾、通过各种沟通方式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一种新的伙伴和对话关系形成，以构建多元共识和价值认同为目标。 然而，早期的风险交流模式都是权威向非权威的单向传递，不仅疏忽了利益相关方，最重要的是缺少信息反馈机制，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达、教育和说服。直到1989年，《改善风险交流》一书提出了公众参与，指出风险交流不再是简单的单向传递，灌输信息的行为，而是包含所有参与者之间信息交流的全过程，重点强调风险交流的互动功能，标志着风险交流研究从单向告知向公众参与的重要转变。2006年，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DA）联合出版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应用指南》更是进一步提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活动应当贯穿风险分析的全过程，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置于风险交流的圆圈之内，表明在强调风险分析的三个部分应该是相互融合的同时，也突出了风险交流的桥梁作用。它这样定义风险交流“在风险分析全过程中，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消费者、企业、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就某项风险、风险所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内容包括风险评估结果的解释和风险管理决策的依据”。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新媒体提供了公众快速获取信息的交流渠道，并且可以随时进行互动和反馈，尤其是社交媒体凭借其传递信息的速度和使用的便捷性等优势，在食品风险管理和相关利益沟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增强了公众对风险认知的透明度，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一个工具。但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基础较为薄弱，政府风险管理水平与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识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新媒体作为“双刃剑”的效应日益凸显，大量的食品安全信息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