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新贵州建设中的大同理论研究.docx

? ? 杨森“新贵州建设”中的大同理论研究 ? ? 摘要：“新贵州建设”是指国民党政府1944年12月至1948年4月发起的为期三年零五个月的贵州新政，杨森为新政主持者。杨森把“新贵州建设”具体分为两大方案、三大改造和四种建设，又把大同理论作为首要指导思想。事实上，杨森的大同理论一味地讲求汉族的同化理念，忽视了民族差异性，是一种极为片面的大同，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意念与政治色彩。探讨杨森的大同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论之间的矛盾是相当关键的，正是两种理论源头上的矛盾，导致一些看似有效的具体政策无法得到有效落实，这也是杨森主持的“新贵州建设”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同时，进一步了解“新贵州建设”指导思想，可以认识到杨森利用“新贵州建设”谋私利的目的和“新贵州建设”有名无实的特点。 关键词：杨森;“新贵州建设”;大同理论;文化建设 ：K26 ：A ：1004-9436（2021）15-0-02 1 “新贵州建设”概述 “新贵州建设”是指国民党政府1944年12月至1948年4月发起的为期三年零五个月的贵州新政，杨森为主政者。杨森在《建设新贵州之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把“新贵州建设”的具体实施策略分为二大方案、三大改造和四种建设。二大方案，即《建设新贵州之理论及实施方案体系》草案和《促进中华国族大同运动之精神信条与理论体系》草案。三大改造，即改造天时、地理、人力。四种建设，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在《建设新贵州浅说》中，杨森把“新贵州建设”的指导思想放在前两位，即“大同第一”和“进化第二”，之后把具体措施列为十条，分别为“筑路第三”“造林第四”“强种第五”“禁烟第六”“变俗第七”“改装第八”“通婚第九”“广教第十”“造富第十一”和“兴建第十二”。按照杨森的说法，他认为在整个“新贵州建设”中，“我们应该拳拳服膺国父的行易哲学，元首的力行哲学，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即知即行，坐言起行”[1]。同时，用“朝气、进步、维新、创造”口号尽力宣传，以使贵州全省一千一百万同胞达到大同境界。 杨森准备从八个方面着手进行文化建设，推行他的治理理念。而作为与指导思想关系最紧密的文化领域，杨森对其格外关注，杨森对大同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个人解读和对进化论的牵强附会，使其指导思想在文化建设的具体落实中出现了一系列或偏颇或极端或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些在杨森一开始制定这些措施的纲领中便已有所体现。 2 “新贵州建设”中的大同理论 2.1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论 《礼记·礼运》篇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为大同理论之由来。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论。第一个维度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理想的大同境界，这一维度又包括两个层面，分别为社会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第二个维度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同思想究竟包含哪几个层次的概念。 第一个维度是达到大同理想境界的方法论。杨森自称对中国传统儒学理解深刻，又要服膺于阳明知行合一之学，那么我们就看儒家对达到大同境界的方法有何表述。从社会国家治理层面来说，传统儒家的治理思想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通过伦理纲常、道德教化达成所谓的王道政治。 《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问政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2]孔子非常注重等级制度和名教观念，儒家也一直希望通过道德教育的方式逐步教化民众以达到“新民”的目的。孔子认为为政首先就要复礼，而复礼就要正名，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北宋时期，道学逐步兴起，道学家们习惯把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称作永恒不变的“天理”，并逐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孔子的对答符合常理，而齐景公的回答更耐人寻味，要知道，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与我国传统君权利益大体一致，才使得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社会上的文化心理结构保存了下来。而为什么君权会与儒家思想保持大体的一致？这就涉及传统儒家思想的另一个原则，即爱有差等原则。而此原则又与等级制度息息相关。所谓爱有差等，源于周礼“尊尊”和“亲亲”的基本原则，上述孔子提到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观念，一方面是对等级制度的强调，它侧重于冷冰冰的条文，另一方面就是对爱有差等的诠释，它更多地倾向于温情脉脉的家庭血缘观念。孔子之后，孟子又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汉代，董仲舒据“五伦”提出“三纲”和“五常”，并以阴阳分贵贱的方式把宇宙观与道德伦理连接起来。传统上，儒家认为，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