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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机会成本与经营的关系探究 ——以中兴通讯事件为例 2021-06-17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逐渐发展成了全球性公司，企业的竞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文章以内容分析法、比较法和数据采集法为研究手段，对此次事件中中兴公司的机会成本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机会成本的定义、中兴公司事件的机会成本分析、轻视美方第一次警告的机会成本、不考虑历史文化因素用人的机会成本、不遵守与美方所签订的处罚协议的机会成本等。对“中兴事件”机会成本进行分析，旨在揭示机会成本与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从中兴公司的事件中研究机会成本，将有助于中兴等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舞台上走得更远。 关键词：机会成本，中兴通讯事件，禁售令 1　引言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以中兴通讯公司在软件、技术和芯片方面违反了美国禁止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禁售令为由，宣布对中兴通讯实施制裁，七年内禁止与其进行业务往来。次日，中兴通讯股票停牌，中兴高层赴美与其进行谈判。 6月13日，停牌数日的中兴通讯宣布复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达到恢复交易的目的，中兴支付了14亿美元的罚款，同时更换了所有上市公司和中兴通讯的董事会成员，并接受了国际清算银行新的10年拒绝令。 7月5日，中兴公司的管理层“大换血”，前总裁赵先明等19名高管陆续辞职，新总裁由徐子阳担任。中兴公司的部分出口禁令暂时被美方解除。一周后，对于中兴长达4个月的贸易制裁宣布结束，以中兴支付4亿美元保证金作为交换条件。 中兴在此次“失‘芯’”事件中吃了很大的亏。在5G领域，中兴作为无线通信基站的供应商，是从美国企业采购基带芯片和射频芯片。从手机业务角度来看，高通公司向其提供高端智能机的处理器芯片。在没有芯片供应的情况下，中兴公司的芯片库存量只能维持两个月，中兴公司业务的开展将受到阻碍，因此中兴公司宁愿承受巨额的损失也要解除“制裁”。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此次中兴事件中分析其机会成本，并通过阐述机会成本与企业经营之间存在的关系，帮助像中兴通讯这样的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发展得更好。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现状 经济学原理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机会成本。最常用的概念是将其定义为：“生产者将相同的生产要素用于其他生产目的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但是，对于机会成本的理解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经济学中，有人把机会成本理解为总成本；有些人把机会成本理解为总成本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机会成本只是一种心理评估，第三方无法有效地发现和记录。他们还认为，成本和收入很难只用货币来表示。 瑟尔比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深化了主观主义经济学对成本的认识。他指出，成本概念与个人的行为选择有关，个人在选择过程中放弃的收入只是个人在决策时刻的心理评价[1]。美国早期学者达文波特也指出，作为影响决策的成本，它是一种“主观现象”，属于个体决策者的范围，取决于他们做出决策时的具体选择情景。这一观点间接表明了决策相关成本的主观性[2]。 在《微观经济学：原理、问题和政策》一书中坎贝尔和斯坦利指出，“生产一种商品的经济成本或机会成本是资源在其最佳替代用途中获得的价值”，此外，根据该书的观点，经济成本或机会成本等于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之和[3]。科斯认为，收入和支出时间的不确定性和差异导致行动计划可能同时代表货币和非货币的收益和损失。从这个角度来看，成本和收入不能用货币精确地表达[4]。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不难发现，虽然国外期刊对机会成本进行了专门探讨，但相关文献并不多见。而且，这些文献大多从理论上对机会成本本身进行分析，很少有文献单独对一个实例进行分析，如分析公司失败的机会成本等。机会成本究竟该如何举例分析？举例分析机会成本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因此，本文拟从中兴通讯事件中分析机会成本。 2.2　国内研究现状 虽然书中对机会成本的定义并不复杂，但不同的人对机会成本的理解也不相同。通过对国内文献和期刊的检索不难发现，国内大多数学者对机会成本的经济学概念有不同甚至模糊的认识。 张五常认为，在演化过程中，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一种基于“个人选择”和“机会成本”构建自身逻辑体系的学说，并明确指出经济学中的成本是机会成本，而不是历史成本[5]。在《成本与选择》中，布坎南定义了与选择相关的成本，这可以看作是主观主义经济学对成本最全面、最直接的理解。布坎南指出，从影响选择的成本来看，成本只会由决策者自己承担，而不会由第三方承担。这一概念实际上否定了通常意义上的外部成本概念，或者说外部成本在逻辑上不符合经济成本的定义[6]。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定义的外部性成本，在包含“个人选择”的情况下，并不是决策的“成本”。如果将其纳入“个人选择”范畴，就不符合外部性的定义。布坎南还指出，成本是基于个人的期望，但只存在于决策者的头脑中，一旦做出决策，那么成本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