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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公与私的辨析及其价值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明清时期公与私的辨析及其价值 1 一、“私”的限度与“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 2 二、“己”的限度与“群”的优先性 5 三、明清之际公私辩的地位及意义 9 文2：客户关系管理及其价值 11 【题目】客户关系管理理论下档案信息化建设探究 11 参考文摘引言： 18 原创性声明（模板） 19 文章致谢（模板） 19 正文 明清时期公与私的辨析及其价值 文1：明清时期公与私的辨析及其价值 公私观念及其区分不仅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一个重要课题，亦是自古至今社会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令人颇为费解的道德难题，是故现代学人对传统儒家公私观持续反思，自然是题中之义。这种反思自20世纪90年代初始，最早的有沟口雄三（日本）、刘泽华、王中江、黄克武等学者，他们或者从哲学史视角梳理中国哲学中的公、私范畴的演变，或者从社会学视角探讨中国传统公私观与人们公私观念形成之间的关系，但主要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或比较历史上公私观念及其流变。在分析明清之际公私观的特点时，有相当一致的认识就是明清之际公私辩中出现了对私欲、私产的辩护和肯定，形成了一股重视个人的思想潮流，并认为这是明末清初公私辩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式近代的滥觞，甚至是中国近代人权、民主的先声 (1) 。这些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笔者认为，明清之际的公私观尚存在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与商榷的空间。比如明清之际思想家对私、私欲的肯定是否彻底冲破了传统“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而获得近代意义上的独立性？明清之际的“公”观念是否真正突破了传统的思想框架？他们通过公私论辩的形式希望塑造怎样的群己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更深入地审视与思考，以进一步厘清这些思想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实质影响与历史地位。 一、“私”的限度与“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明清之际是公私观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士人对公私观念的价值判断出现易位，其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一大批为“私”进行公开伦理正名的思想家。的确，针对政治上君主专制和道德文化上宋明理学将理与欲、义与利、公与私等严格区别的状况，明清之际以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士人群体对传统公私观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新解释，他们不同程度地肯定了“私”的重要性，对私欲、私产等进行了肯定的、积极的价值评价，并通过不同逻辑为“私”正名，从而使自宋明理学倡导的“存理灭欲”“存公废私”等思想观念盛行以来被严重压抑的“私”得到了空前的伸张，这的确是明清之际公私观的特色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士人群体为“私”进行的伦理正名，仍然遵循着理学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式进行 (1) ，即以对人性“本来”、人性“自然”的分析为其逻辑起点，接着探讨的仍然是人性与自然、天理与人欲、公与私等这样一些传统范畴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传统儒家人性论是以追求“向善”为主导的价值理想，那么，明清之际适应当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而正在崛起的城市工商业者的要求，自李贽始，开启了一个“求真”价值理想的新时代[1]。这主要表现在，以黄、顾、王等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摆脱了传统人性善恶论的思维范式，试图探寻人性之“本来”面目或“自然”样态，即探究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人性是什么。根据中国传统的独特逻辑：“自然”存在的东西在法理上就具有“必然性”，而“必然性”的东西在伦理上就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事物的自然样态（本来样态）属于一种伦理上的“中正”范畴。那么，对自然样态的破坏则属于偏私的伦理之恶，这是对真善美逻辑合乎理性的思考，即真规定了善与美。相对于传统人性论预设一个善恶标准，明清之际士人从人性真实中求善的研究范式无疑具有近代启蒙之功，也因此被当代思想家冠以各种与近代、启蒙相关的称谓，如被称为“前近代思想家”（沟口雄三，2011）、“启蒙思想家”（侯外庐，1958）、“反理学思想家”（梁启超，1929）等。 明清士人运用叙事手法展现人性的“自然”样态，肯定了个体的“私心”或“私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内生于人性之中的自然存在。如黄宗羲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2]。自私自利被认定为人的一种先天的、固有的自然属性 (2) 。王船山亦说：“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3]，人欲之私是上智与下愚者均不能废的天然本性，人从小到大都需要满足声色臭味之欲，伴随人的一生的东西当然就属于人性之中的一部分。从他们的论述逻辑看，私心或私情似乎是人性中不证自明的自然存在，从与天理或理的关系角度上讲，私心之性也是天理，或者天理的体现，正如王船山所言：“盖性者，生之理也。”[3]（128）由前所述可知，被给予充分伦理肯定的私心、私欲实质上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