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人”对周代的国家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文化教育的作用.docxVIP

浅析“国人”对周代的国家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文化教育的作用 　　国人是周代(尤其是西周、春秋时期)军队的重要来源，是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西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为了明白族类之别，‘戎’是武装保卫其族内之国。因而凡统治宗族成员都有权利和义务执干戈以卫社樱。”“国人属于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族成员，此点似乎己无可疑之处，因而，国人“有权利和义务执干戈以卫社棱”。 　　管仲改革的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三其国而五其鄙”，而此制中又规定“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该措施当与军事改革有密切关系。依据减知非先生的研究结果可知:乡、里、邑都是周代基层行政组织，在开始时都是以一定的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起初，邑既存在于“国”又存在于“黔’，其自然居落形态色彩浓厚；而乡、里则主要分布于国中，偏向于行政规划；其中乡的设置较晚，其军事编制色彩浓厚。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宗族血缘关系的逐渐解体和战争的日益频繁，国、野旧有体系也逐渐打破，乡、里设置自然已不是“国”的专利。即提说国中设二十一乡，而野中则设了更多的乡。但无论如何，至少在春秋中期以前，居于国中的“士”仍是国人的主体，‘他们是“执干戈以卫社翟”的主要承担者。管仲改革中的“士之乡”即是主要用于提供军人的乡。而“士之乡”占了国中所有乡的5/7，可见，国人在保家卫国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构成了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管仲改革是后来的事，在此之前，是无诸如“工商之乡’、“士之乡”的划分的，乡人都属国人，且都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此点似乎已是很明显的道理。 　　据《周礼》记载可知:周王朝划分为六乡六遂，诸侯国大者有三乡三遂，小者一乡一遂。郊以内为乡，郊以外为遂，遂也就是野。既然乡是国人所居地，而国人是兵源的主要提供者，那么乡更偏重于军事编制。如此乡的数量当与军团数量相匹配。《诗经》中常常出现“六师”的表述，如“林轮有爽，以作六师”、“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大师皇父，整我六师”等句，此处“六师”当即由六乡之国人组成。以上六师与宗周的六乡相对应，而在成周很有可能有八个乡的编制，因而也就有了金文中“成周八师”、“殷人八师”等的记载，其士兵也当来源于成周八乡之国人。 　　既然国人是组成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那么他们在关键时刻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春秋后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二卿族力量强盛，他们联合进攻晋定公，但结果却是“国人助公，二子败”。可见，国人的军事力量是强于“二子”力量的。国人军事力量强大，非一般力量所能抗衡，这从《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的郑大夫子孔被杀的事例中可见一斑。看来，庆封能“灭崔氏”，关键是依靠了国人的援助。贵族派系斗争中，竭力争取国人力量的支持，根本原因也在于国人是一支很强大的军事力量。谁赢得了国人的支持，谁就获得了彼此斗争中的制胜力量。能说明这一事实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以上所举例子只是众多事例中的一部分。 　　拥有经济实力的阶层 　　国人是当时社会的“有产者”，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当时社会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西周、春秋时期，宗族血缘关系浓厚，国人作为统治宗族的成员，是当时社会中的“自由民”，或多或少都拥有一定的财富和经济利益。西周时期，实行财富等级占有制，不同等级地位的人拥有不同等级的财富。 　　此处提到的士与庶人必属国人范畴，从中可看出，他们是拥有一定财富的。众人皆知的“国人暴动”，即主要是因周厉王任用荣夷公采取“专利”政策，直接触犯了国人的经济利益，于是“国人谤王”，最后双方矛盾激化，导致“国人暴动”发生。春秋后期，吴国攻入楚国，命人召见陈怀公，意欲使陈弃楚从吴。对于此项重大决策，怀公不敢擅作主张，说明国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有田产的；至于“无田从党”者，或者因为他们从事其它职业(如工、商业)，或者因为他们原来有土地，而现在因种种原因而丧失了原有土地。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拥有一定的经济利益的。孔子所提到的“有国有家者”当指国人，既然存在患不患“寡”、“贫”、“安”的问题，则说明国人是有自己的财富和“恒产”的。孔子还曾向子张举出“五美”，其中之一便是“惠而不费”，并进而解释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此处的“利”含义丰富，但其中肯定包含了经济利益的意思，而“民”则当为有人身自由的“国人”无疑。此又为国人有自己独特的经济利益的一个明证。 　　晋惠公在秦晋韩原之战中，指挥不当，致使晋军大败，晋惠公自己也被俘。为了取得国人的谅解，“作爱田”，通过满足国人的经济利益来取得信任与支持。与此相反的一个例子却是郑国执政子产因侵害了国人的经济利益而遭到反抗。 　　一定的权利总是与一定的义务相配套的，国人既然享有了独特的经济权利，就该相应地承担一定的经济义务。孟子在论述西周时期的赋税征收情况时，所提到的具体数字比例也许是孟子的一种理想模式，未足全信，但从中可知，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