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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地方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保障。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具有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其中监督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大监督权的运作状态，与公权力的规范使用、公民权力保障等方面密切相关。所以，如何充分发挥地方人大监督职能，强化监督实效，是地方人大监督工作开展面临的重要议题。 　　一、地方人大对一府两院监督的重要性 　　（一）法律依据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开展监督、促进公正司法是地方人大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政治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第3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也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另外，《监督法》第5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这都是人大监督权的行使依据。 　　（二）理论依据 　　从权力制衡理论的角度出发，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有其必要性。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公权力的行使往往以委托代理的方式运行。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上是代议制，即人民选举代表将权力赋予各级人大，人大再将权力委托给各个部门，各个部门受人大委托在人大制定的法律框架下行使职权，其中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检察院、各级人民法院都是通过人大授权的形式行使各项权力。人民对于权力（利）的让渡和委托，使得一府两院手握有权力，而在这组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中，权力处于更为强势的地位。为避免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民就有权以“权利”对“权力”实施监督和抗衡，使权力在合理的体制与框架中运行。实践中，就是由各级人大对其进行监督，代全国人民发声、行使各项政治权力，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三）现实需要 　　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一府两院的权力由人民赋予，行使的目的是为公众谋取利益，但在运行中，部分的权力行使者受到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易出现以权谋私、超越权限等腐败现象，严重侵害公共利益。而防止权力滥用、防止腐败就是监督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宪法赋予公民广泛的监督权，主要体现为举报、检举、信访等方面，但实质为反映问题，而非处理问题的权力。人大监督作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模式，可以将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转化为国家意志，支持人民民主监督权的行使，开启有效纠错机制、填补政府监管，是公权力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客观需求。 　　二、地方人大对一府两院监督的现状与反思 　　人大监督权由督促和处置两部分构成，具体包括知情权，检查权，审议权和处置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分为两大类，即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法律监督是对一府两院履行宪法、法律进行的监督，包括立法监督、执法监督和司法监督；工作监督是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是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是否贯彻执行人大决议决定、是否正确行使职权等方面的监督。 　　（一）地方人大对政府行政权的监督 　　地方人大对于同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监督包括人事监督、规范性文件监督、财政监督等方面。“在行政权力扩张的背景下，地方人大发挥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功能具有很多难点。这来自于对行政权力加以控制的双重目的：一方面是防止权力的行使者滥用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则是推进行政权能有效运作，使行政活动发挥效能并能尽力为民服务之职责。”[2] 　　一是立法监督职能交叉。立法监督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地方人大对于政府行政立法的监督就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对地方人大与政府立法权的划分不够明晰、范围界限较为混乱，极易引发地方政府立法权与地方人大立法权相互侵袭的现象。如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在立法主体、立法程序和法律效力上虽然存在区别，但在调整对象、内容和事项等方面又有相同或者交叉的地方。[3]这就使得地方人大的立法监督缺乏有效化。 　　二是人事监督形式化严重。地方人大的人事任免权与人事监督权紧密相连，是权力机关地位与权威的重要体现。但在实践中，存在其与党管干部原则的交叉，使得各级地方人大的人事任免权一直未得到较好行使，这大抵上是因为在党管干部的认知和操作上出现了偏差。党管干部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但对于管什么、如何管等方面并没有达成统一、清晰的认识，这使得地方人大和地方党委在干部管理、人事监督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不懂管”“不敢管”“不会管”等问题，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人事任免权成为一种形式和过场，形式化严重。[4] 　　三是财政监督实质性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