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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敦煌变文中的女性形象 　　变文是唐五代说唱转变的底本，其作为民间说唱艺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变文来源于远古故事、民间歌谣传唱，经过两汉、魏晋的发展逐渐成熟，并在佛教东入的过程中吸收讲经文、因缘的特点，在唐代得以定型。 　　敦煌变文中的故事来源丰富，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如《王昭君变文》《秋胡变文》《孟姜女变文》等10余篇作品，它们都将女性置于故事中心来推演情节。 　　变文中的女性人物涉及面十分广泛，上至欢喜国王夫人、秦穆公之女及凶狠恶毒的杨妃、舜后母等贵族女性，下至哭倒长城的孟姜女、面如荷花的打纱女、忠贞不屈的王陵母等身份低下的女性。 　　其中包含了“善”“恶”两种价值取向的女性形象，而这两种形象的价值评判是对立的。“善”“恶”既与内在的才德相关，也与外在的形象相连。 　　敦煌变文中的女性形象有两个来源：佛教和世俗两个世界。佛教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其善恶美丑可以转化，向佛、虔诚是向美善转变的条件；世俗类变文中的女性身份有高下、贵贱之分，而才德是评判美丑的标准。 　　此外，世俗、佛教两类变文虽为两个来源、两套道德规范，却相互交叉融合，以此完成对变文中女性形象的多样化塑造。 　　1.胸怀大义的女性 　　“礼乐相济”“美善相乐”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审美的中心论题。中国传统的价值理论中“德”高于“形”，文学作品也善于以女子德行为中心来演绎故事。 　　变文受到儒家“比德”理论的影响，塑造了大批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汉将王陵变》中的陵母就是心怀家国、大义凛然的女性代表。 　　面对项羽部下钟离末领三百将士的威逼，她临危不惧，安慰儿媳道：“不畏，应是我儿斫他营。”面对对方的盘问，她侃侃而谈。最后因不愿成为儿子报国的包袱，选择自刎而死。 　　2.贞洁善良的女性 　　除了为正义献身的女性形象，变文中还有死事一夫、贞洁善良的秋胡妻、孟姜女等。 　　《秋胡变文》中的秋胡妻“容仪婉美，面如白玉，颊带红莲，腰若柳条，细眉段绝。”而外貌的美只是作为她美好德行的衬托，丈夫外出求取功名时，秋胡妻“来孝养勤心，出亦当奴，入亦当婢，冬中忍寒，夏中忍热。” 　　当苦等丈夫未果，婆婆询问改嫁之事时，她痛心哭泣。遭到调戏时，她亦是果敢拒绝。 　　变文中正面的女性形象的美能够引起价值联想，这种“美”的特性中包含着道德的内容。因此，在儒家道德审美的影响下，变文中女性的外在形式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主体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与此同时，敦煌变文受到佛教文化影响，所以，正面的女性形象通过外在容貌与内在道德的极致夸张描写，以渲染人物之美。 　　1.形神皆恶的女性 　　变文中有这样一些形神皆恶的女性。在《金刚丑女因缘》中，有金刚女表面上虔诚供佛，而实质上轻骂佛业，结果变得奇丑无比。 　　金刚女“浑身一似黑皮”面部“上唇半斤有余，鼻孔竹筒浑小”身体发肤“双脚跟头皴又僻，发如驴尾一枝枝。”但丑女通过佛前忏悔发愿，最终变得“发绀旋螺文，眉如初月翠，口似频婆果，四十二牙齿。” 　　对比发现，佛教题材中的丑恶女性形象有转化的方式———虔心崇佛。这是敦煌变文宣扬佛教精神的体现，美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然而世俗题材中恶女最终的结局是受到惩罚，例如被丈夫休弃。这体现了儒释两家不同的道德规范、道德惩戒模式。 　　2.凶狠恶毒的女性 　　中国人习惯从审美中获得感官愉悦，审丑是需要勇气和胆魄的，变文中凶狠恶毒的女性形象是作为“美善”的对立面存在，使人获得痛楚和不快感。 　　《韩擒虎话本》中的杨妃作为妻子，为了权势不惜用药酒毒死自己的丈夫。杨妃为帮助自己的父亲谋权篡位，在设计毒死丈夫后，没有半点哀恸，只一心惦记夺权。 　　敦煌变文中的两类反面的女性形象丰富了中国古代丑妇形象。无论是凶狠恶毒的舜后母、连母、杨妃，又或是形神皆恶的龅牙女，相比于中原文学的“恶女”形象，展现了一幅不同的创作风貌。 　　而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敦煌变文塑造的“恶女”形象中，女性外貌的丑与内心的丑相互加持，呈现出极度夸张外形丑态，使人物透露出滑稽感、新奇感和厌恶感。 　　1.底层文学的直接书写，反映真实的人生世相 　　变文作为讲唱艺术的案头读本，表演时直接面向僧徒和民众。相较于大浪淘沙中留存的中原文学而言，文人加工痕迹较少，是一种被“转变”的俗文学。 　　从传播角度来看，变文故事除了来源于佛经故事，也来源于中原文学中的历史故事、世俗故事，同时，还来源于敦煌当地历史人物，如《张义潮变文》。 　　从案头文学、佛经转变为民间书写，故事题材、人物塑造会随文学受众、文化环境、实用目的的改变而改变。 　　人民大众是变文的主要传播对象，俗讲僧人、讲唱艺人将枯燥无味的佛经、直笔书写的史书、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改写得更加引人入胜，更接近敦煌人民的生活实际。 　　因此，塑造“丑女”时，加以戏谑和嘲讽，利用夸张的笔法达到感官刺激和情感震撼的效果。 　　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