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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唐朝人士对长安的眷恋，即“恋京”心态 　　“京”者，天子之所居，不仅是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因四方所向、人所都会，同时也是学术文化活动的中心。作为政治轴心和文化的标征，京城自古是名利追逐之地，也是文人士子施展才华、实现功名理想最好的舞台，故士人眷念京城，于历朝历代并不鲜见。 　　但在唐代，这种情绪在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翻检唐代诗歌，我们也发现，这种情绪常成为唐人诗歌创作的诱因，从而使得恋京诗在唐诗中蔚为大观。而且，由于士人具体身份、生平遭遇和时代环境的不同，其恋京诗在情感强度、心理内涵和艺术表现上亦有所不同。 　　1.那些为了科举功名久寄长安而不肯归家的普通士子身上 　　唐代沿习隋代科举制，而日渐完备。唐代科举取士制度的推行，打破了士庶界限，为士子进入仕途广开门径，激发了他们积极求取功名的热情。 　　同时也改变了自汉以来由地方举荐的察举制，各级官吏一并由中央核定和任免，都城长安自然成了唐人追逐功名的目的地，其吸引力比此前任何一个王朝的帝京都要强。 　　每逢春榜，无数士子从各地涌向长安。可在麻衣如雪的举子中，落第者毕竟是多数。这些失意者有的黯然归乡或另觅他途，有的则羁旅长安继续漂泊，动辄十载甚至数十载不肯归家。 　　徐侃和安凤两人，一者在长安漂泊十多年，未获功名“耻还故乡”；一者为了高堂不能在长安觅举，留下了九泉之下的遗恨，长安对唐代士人的莫大吸引力可见一斑。 　　唐代像安凤这样因场屋困顿在京师长期漂泊的举子大有人在，即使能荣登科榜，他们还要面临铨选、升迁过程中的干谒和求进，其京城羁旅往往漫长而辛酸。 　　他们常将身在长安的经历诉之于诗，尽管有长达十载的献赋不遇和穷途之恨，依然长怀“捧日”之心、声称休作“画筹”之人，甚至苦心冥求“三十载”，仍然“欲倾肝胆”、不改其志，其对京尘的眷恋与执着让人扼腕。 　　这些士人在京城不仅要承受屡次碰壁、失败的精神打击，同时还要遭受饥寒馁冻之苦、饱尝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个中的坎坷与凄苦可以想见，而这样的情形在旅食京华的士子身上普遍存在。 　　然而，即便京城充满“势利”、“寒饥”，居大不易，但仍有大批士子眷恋京尘，孜孜以求而不肯归去。久滞长安的客子，不仅自己老了容颜、白了双鬓，同时也给家人带来了长期分离的幽怨与痛苦。 　　2.身不在长安的文人士子，其恋京怀阙的心绪集中表现在他们大量梦长安、忆长安、望长安的诗歌中 　　这些诗人曾经在长安游历、应举或为官，一旦因调迁、奉使、出塞、入幕、漫游等原因离开，长安便成为他们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和魂牵梦绕的地方。 　　如李白离京后作《送陆判官往琵琶峡》：“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在唐代诗歌中，这样的诗句不胜枚举。因思念长安，他们会觉得自身与长安之间有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 　　在表达这种距离感时，唐人常将长安与自然界中的“日”意象进行对举，以书写遥望长安和想往长安的心理感受。 　　无论望日怀京，还是直言长安比日远，皆传达出长安在诗人心中如同太阳一般高远、可望不可及的心理感觉。这不仅诉诸唐代诗人对太阳的实际感受，同时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里太阳的政治象征意义。 　　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即已将太阳与君王视为一体。之后，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下，“日者人君之象”、君日同构的观念深入人心，认为太阳是天上的君主，君主是人间的太阳。 　　长安作为天子居宅及权力中心，很自然与太阳发生了联系，故在这些诗歌中，“长安日”隐含着思君恋阙的心理意识，“望日”亦与“望君”、“望京”合而为一。 　　事实上，唐诗中这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因不得志而产生的心理距离。 　　只要有机会回到京城进入修门为君效力，或者只要遂成“一名”，长安即使在三千里外也不觉远，甚至近在马蹄之下。可见，在诗人笔下，长安的远近已超越了时空现实距离，成为唐人衡量功名得失的一个心理标尺。唐代士人对长安的眷念，也即对功名的眷念。 　　唐代的科举制度尽管使文人士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政局多变、君恩无常，士人们的政治生命也时刻面临着因朝廷变故或个人罪责骤遭贬斥的危机。 　　一旦获罪斥出京城，便意味着他们从自己所依恋的政治圈子和生存空间里被强制性地驱逐出来。个人处境和客观条件的急转而下，自然激化了恋京情绪的急剧增长，使其由“深沉而平和的情感”上升为“强烈情感”。 　　对于被移远恶处的流贬士人来说，从离京赴任、踏上贬途开始，眷念京城的“强烈情感”便主导着他们的意志，构成其被贬后意识的“主要内容”，所以他们沿途赋诗，在日行渐远的行程中抒发对京国的不舍和恋阙望归的情绪。 　　如宋之问《度大庾岭》、崔湜《至桃林塞作》这些诗歌“除了感慨、泄怨以外，还有以诗代简，希望经传播以达圣听并获得同情和拯救的意图”。 　　最能说明这一意图的，是唐代文人在贬谪途中所作的题壁望归诗。如李德裕《盘陀岭驿楼》等这些题壁诗因创作、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