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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赢秦历史文化礼俗研究的主要收获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赢秦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表现在: 一，考古学的全面介入。自从云梦秦简和秦陵兵马俑发掘之后，一大批有关赢秦的遗址和文物在这一时期不断出土。这些考古遗址的发掘，考古材料的运用，对文献记载奇缺的赢秦史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其中有的资料足以改写赢秦历史，比如里耶秦简。 　　二，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的问世。由于有了考古新材料的介入，结合了文献材料，使得赢秦研究不断深入，出版了一大批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最著名的就有杨东晨的《秦人秘史》、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的《秦物质文化史》、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陈平《关陇文化与赢秦文明》、王学理、梁云《秦文化》、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王邃常《秦史》。 　　赢秦历史文化礼俗研究的主要收获 　　赢秦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性建设成果 　　从自西汉开始，历代对赢秦的历史资料的保存和整理都作了很多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它是对赢秦社会和历史的一个总结，此外从《史记》很多的篇章里，可以看出司马迁或许是看到了当年还保存着的《秦记》的，因此它是一部非常全面和系统的赢秦的真实记录。 　　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楷撰成《秦会要》，对赢秦的历史记载甚详，记录赢秦的“礼”的部分，内容也是很多的，是我们对赢秦进行礼俗研究的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之后徐复的《秦会要订补》、马非百的《秦集史》、《秦史纲要》，这些有关赢秦的文献资料补充了正史中秦史失载的缺憾，它们一直作为研究秦史的重要依据。 考古学资料主要有以《里耶发掘报告》等为代表的各种考古发掘报告。 　　出土文献方面主要有王辉著《秦出土文献编年》，收集资料比较全面，并且有较强的时效性，所收资料截止时间是1999年10月，除了传世秦器外，对于新出的器物，也及时收录，如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器鼎，礼县公安局新缴获的秦鼎，西安北郊新出土的大量秦封泥，秦都邑附近出土的秦陶文，战国晚期的秦祭华山玉册等，都在收集之列，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土秦文献的最新的发现情况。 　　该书利用了编年体的形式，对所有器物年代的判定，作者较好地掌握了其中的尺度，这为我们利用本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此后作者于2002年、2006年、2007年三次进行增补，成果发表在《秦文化论丛》第九辑、第十三辑和第十四辑中。出土文献资料还有《睡虎地秦墓竹简》、吴小强的《秦简日书集释》、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这些出土文献为我们研究赢秦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我们也更加期待里耶秦简的释读和发表。 　　赢秦史研究一一赢秦族来源的探讨 　　对于赢秦族源，学术界主要有东西两说。首先提出赢秦文化“西来说”的是王国维，之后经过蒙文通等人的鼓吹，始形成赢秦之“西来说”，后来的周谷城、吕振羽都持此说。此后的一代学者中也有很多是持此说的，有俞伟超、叶小燕、熊铁基、刘庆柱等。他们认为赢秦的祖先是起源于甘肃青海的戎狄。 　　首先提出赢秦文化“东来说”者是卫聚贤，主要依据《史记》，认为赢秦和东夷之赢族是相同之族源，是东夷的一个分支，之后才向西迁徙的，持此说的老一代学者还有顾领刚、傅斯年、徐旭生、童书业、郭沫若。此后一代的代表人物有邹衡、林剑鸣、段连勤、王玉哲、黄灼耀、韩伟、尚志儒21等人。他们认为，赢秦民族是山东东夷集团的一支，后来才西迁到甘青一带的。今人李学勤等人根据对清华简的研究，也有认为赢秦来自于东方。 　　另外杨宽在《古史新探》、《战国史》、《杨宽古史论文选集》，祝中熹在《早期秦史》对赢秦历史也多有阐述。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是近年来出版的最为重要、详尽的通史著作，其中徐喜辰师主编并编写了其中的第三卷，运用了最新的资料和方法，对赢秦历史和礼俗的研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崔瑞德、鲁惟一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代表了西方汉学的最高研究水平，其中的有关赢秦的章节中体现出来的独特的视角对于我们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启发。 　　赢秦文化和文明史研究 　　统一战争之后，在当时人看来，赢秦之统一和当年商周之统一就己经是不一样的了，秦朝时实行的是郡县制，法令开始统一了，这大概就是“秦政”的内容。 汉高祖刘邦针对秦亡的教训，就己经对赢秦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了，针对刘邦对儒家文献的轻侮态度，班固《汉书·高帝纪》中还将陆贾的《新语》与萧何的“律令”、韩信的“军法”、张苍的“章程”、叔孙通的“礼仪”并列，看做同样的重要。后四种都属于制度规章，只有《新语》是思想理论著作，可见，汉代社会对赢秦思想文化的总结就己经很重视了。 　　秦亡后，贾谊写了《过秦论》，用“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这样赞扬的文字，但全文更多的是指斥赢秦，“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以暴虐为天下始”，这也对赢秦的一种思考，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对赢秦的评价。自此以后，一般都认为宗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