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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漆黑的路走到了头” 　　“好”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杜湘东和许文革灵魂深处的面容。追逃者和被追逃者之间，因为对彼此的关注，竟成为各自都不自知的知己。 　　一 　　石一枫在他的小说《借命而生》中，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定位于1988年，这显示出几分不同寻常。石一枫是少数几个对当代生活有着巴尔扎克式的好奇心的作家。当代生活，于他而言，不止是在素材意义上而存在;准确地说，当代生活就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沸腾的当代生活，仿佛一个历史学家专注于某段历史一样，企望目睹一座海市蜃楼从奔流的波涛与迷蒙的雾气中缓缓生成。他渴望在其中发现某种真理性的东西——它像微小的火焰，在一瞬间照亮纷乱，让我们得以整理我们的生活。石一枫告别练笔之后的创作无不清楚地显现这一点。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当他从当代抽身出来，转而书写80年代，绝不是出于怀旧的目的，也不是出于扩大题材领域的需要，我只能谨慎地猜测，他一定是发现了当代精神生活的某种根源。要说清楚这一点，必须回到80年代。或者说，80年代，蕴含着理解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钥匙。那么，石一枫在80年代发现了什么？ 　　来不及寻找答案，我已然被警察杜湘东的形象所吸引。老实说，警察的形象在当下的小说中已然蔚为大观。作家们从格雷厄姆·格林们的小说中得到灵感，发现了警察（或侦探）这一充满魅力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机敏的头脑、不凡的身手，在职业领域简直堪称英雄，却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搞得一团糟。这样的人物在人的尺度上充满张力，对我们有着无可救药的吸引力。此外，警察这一人物形象是撬动小说的有力杠杆。有警察，一般来说就有案件。案件构成了小说的戏剧性层面，推动了小说情节的进展。警察这一人物形象就像透镜，透过他，我们看到了五彩斑斓的人生。这样一个典型的警察形象在《借命而生》中也有，那就是为杜湘东提供了帮助的被形容为大虾米般的警察。他的人生故事俨然传奇，嵌套在小说中，为小说增添了一抹绚丽而悲怆的色彩。 　　但杜湘东显然不是这样的警察。纵观他的一生，他并未建立起任何值得叙说的丰功伟绩，他的人生干巴巴的，似乎也无法吸引更多目光的停留。但是，作为小说着力叙述的对象，石一枫提醒我们注意他的精神性存在。是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的精神内涵似乎比他表现出来的行动、他的话语都要丰富得多。 　　这是一个典型的带有80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的人物。“80年代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对现代化的热烈憧憬，又有人对自身的更高的美学追求;既有对现代性异化的批判，又有对专制社会的强烈抗击……在各种矛盾的冲突之中，相互纠缠而组成十分强大的情感力量，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清楚。它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型态，使人在种种困窘之中爆发出强烈的奋进精神。”杜湘东身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刑警这一职业对于他而言，不止于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追求，是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为了这一点，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名，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他渴望在职业追求中奉献他自己，也成就他自己。这股昂扬奋进的精神紧紧地抓住了读者，是啊，谁没有过这样的时光呢？血液在血管里沸腾着，好像要不顾一切地奔涌着泼洒出去，似乎只有如此，人才能像人一样活着。石一枫极为准确地抓住了属于80年代的时代精神，通过杜湘东这样一个人物，让属于80年代的氛围笼罩了我们，叫我说，这是比通过器物抵达时代更为高明的写法。 　　然而，我們又知道，理想之所以为理想，正在于它位于现实世界的彼岸，与现实世界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年轻的杜湘东，必然要遭遇挫折，甚至必然要成为悲剧。从一开始，石一枫在描绘杜湘东的时候，用的词语是“憋闷”。这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写照。可想而知，杜湘东的理想主义在与现实的碰撞中迸出怎样的火花。首先是职业理想落了空。没有关系的杜湘东来到了郊县的第二看守所，结结实实感受到了因为理想所带来的“寂寞”。但似乎寂寞也并未完全消磨了杜湘东。现实世界离开展开了对他的第二重考验，那就是婚姻。有意思的是，石一枫在叙述“心里有那么点儿浪漫”的杜湘东着实一点都不浪漫。他创造了一个以“忧愁”为主要特征的人物刘芬芬，从此杜湘东的人生就陷落在日复一日的“忧愁”之中，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所淹没。叙述到这里，我们大约瞥见了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影子，假如小说在此收束，那无非是另外一个小林，是又一个版本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故事，是日常生活对于理想主义的吞噬。当然，也不全然是吞噬，杜湘东身上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他成为理想与现实的拉锯场。现实如同潮水般涌来，看上去白茫茫一片，但潮退之后，理想的岛屿居然还顽强地在。杜湘东之所以能从80年代走入我们的生活，并深深地打动我们，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感谢被押送到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