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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琵琶记》和《秋胡戏妻》两部作品，探讨作品背后的文化差异，了解女真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本文先简要介绍了两部作品中处境相同但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引出作者的创作背景，并深入剖析女真族与汉民族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琵琶记》与《秋胡戏妻》不同的美学风貌。 　　关键词：《琵琶记》《秋胡戏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文化 　　元代是古代戏剧盛产的高峰期。汉族作家高明创作的南戏《琵琶记》与女真族作家石君宝创作的元杂剧《秋胡戏妻》堪称元代文学作品中的瑰宝，这两部作品有很强的可比性。它们有相似的一方面，也有因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所带来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的不同。两部作品中，丈夫在新婚不久，便背井离乡。面对丈夫突如其来的离别，两位新妇都表现出了懂事、识大体、顾大局的性格特征，体现出元代女性恪守封建礼教，遵循伦理纲常的优良品质。但经过仔细研究，看似相同的人物形象却有迥然不同的性格特点。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探讨两部作品背后所体现的思想观念、时代背景和民族性格。 　　高明创作的《琵琶记》被誉为“传奇之祖”。他笔下的赵五娘委曲求全，受制于封建礼教，是守妇道的典型代表。赵五娘在蔡伯喈离家进京的日子里，独自一人撑起门户，勤勤恳恳照顾公婆。她去义仓借粮，却让乡官把粮食全都抢了去，赵五娘想到公婆没有粮食吃，无颜面对公婆，甚至想投井自杀，但又想到蔡伯喈临走前交代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照顾好公婆，只得咬着牙活下去。她把自己的首饰衣物全都卖了，用来换粮食吃，她将米留给公婆，自己却只能偷吃糟糠。婆婆发现后，以为她背着他们吃好的，痛骂赵五娘，赵五娘忍气吞声，并没有解释半句。后来婆婆发现真相，后悔不已，痛心离世，随后公公也因饥荒去世。可家中没有钱来下葬，赵五娘剪下自己的头发，想要卖发来安葬公婆。在封建社会，头发被看作是如生命般珍贵的东西，而赵五娘肯剪下自己的头发，可见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她自筑坟墓，一个人背着公婆的遗容，带着琵琶，走上了进京寻夫的道路。 　　而石君宝笔下的罗梅英形象与赵五娘有所不同，她自尊自爱、泼辣直率，有远见，不贪图荣华富贵，不向恶势力低头，有很强的自主意识，明白事理，虽然她和赵五娘一样勤劳能干，忠贞孝顺。秋胡在刚新婚不久便被叫去充军，罗梅英留在家中尽心尽力照顾老母.家中情况不甚乐观，梅英毫无怨言，恪守孝道。婆婆体弱多病，她只能靠自己洗衣刮裳，养蚕择茧，为婆婆治病。她一心盼着秋胡回来，却无奈遇到财主李大户骚扰。李大户想要强占罗梅英，以金钱交易威逼利诱，与梅英的父母相互串通，却遭到梅英的强烈反抗，梅英在金钱面前不卑不亢，骂道：“我道你有铜钱，则不如抱着铜钱睡！”这可以看出她的直言不讳。秋胡做官返乡，恰巧在采桑园碰到梅英，因时隔多年，夫妻双方早已不记得彼此的模样。秋胡看到梅英有几分姿色，上前调戏，欲以金钱诱惑将其娶为小妾，梅英严词拒绝，并痛骂秋胡，丝毫不留情面，她说：“似你这伤风败俗，怕不的地灭天诛。”回到家中，她看到刚刚调戏自己的正是多年未见、日思夜想的丈夫，并不因为多年想念而将此事搁置，或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她询问秋胡刚刚是否调戏了一名妇女，梅英本想让秋胡自己承认错误，却听他说自己并未有如此行径，拒不承认，于是心生厌恶。她欲写休书，整顿“妻纲”，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后李大户又前来骚扰，梅英和秋胡一致对外，赶走李大户。后来在老母的劝说下，罗梅英终于答应原谅秋胡，与秋胡过上了幸福生活。 　　作家在创作时都会遵循着一定的价值观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了解作者的生平有助于对作品主旨和思想感情的理解和把握。 　　高明出生于受传统儒家观念熏陶的知识分子家庭，受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祖父、伯父和弟弟均为诗人，与其联姻的陈家也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老师黄潘是朱熹的弟子，他追随老师研习《春秋》。元代科举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纲。高明十分推崇其忠孝節烈思想，不仅以身作则，还大力宣扬，《琵琶记》便是典型代表。同时代作家石君宝是女真族人。女真人在建立金朝时，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在创作中融合汉族文化，同时保留本民族文化特色，在诗、词、散文、元杂剧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蒙古灭金后，仍有一部分女真人留在中原地区，继续创作文学作品，促使社会不断向封建化发展。石君宝虽受到儒家观念影响，但在创作中仍带有女真族的文化特点，将女真人的豪爽率真融人人物形象，因而出现了虽与赵五娘有相同遭遇，却有不同性格的罗梅英形象，具有研究价值。下面通过以下三点来分析两部作品背后的文化差异。 　　一、价值观念——崇尚伦理教化与追求个性独立 　　《琵琶记》是由民间南戏《赵贞女》改编而来。《赵贞女》讲述的是蔡伯喈应考，中了状元，为了追求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