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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减重药物专题研究 1. 国内过半人群超重或肥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负担 肥胖是一种多因素引起的代谢障碍疾病。早在 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已将 “肥胖”列入疾病名单。大量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肥胖既是独立疾病，又是心脑 血管疾病、多种癌症（如子宫内膜癌症、乳腺癌等）、Ⅱ型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 慢性病的重要诱因，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导致疾病负担的六大危险因素之一。随 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不合理的膳食结构、不良生 活方式等出现，肥胖已成为公共卫生焦点问题。 1.1. 肥胖有多因素共同决定，根据 BMI 和腰围可分四大类型肥胖 BMI 指数是诊断是否肥胖的通用标准，各国肥胖范围有所不同。肥胖的诊断 标准包括腰围（WC）、腰臀比（WHR）、腰围身高比（WHtR）、体质指数（BMI） 等，其中 BMI 是国际上测量与诊断超重和肥胖使用最广泛的指标，其计算方法为 体重（kg）/身高的平方（m2），当 BMI 超过一定值时，则可被定义为超重或肥胖。 根据 WHO 的定义，当 BMI≥25 时为超重，BMI≥30 时为肥胖，该标准被美国、 欧洲、日本、韩国等多国采用；根据中国的定义，当 BMI≥24 时为超重，BMI≥ 28 时为肥胖。 根据 BMI 和腰围可将肥胖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类型。在中国根据 BMI 和腰围大 小，可将肥胖类型进一步划分。当腰围超标（男性≥90 cm，女性≥85 cm）而 BMI＜28 时，为单纯中心型肥胖，主要特征为腹部和躯干脂肪多而四肢脂肪相对 较少；当腰围不超标而 BMI≥28 时，为单纯全身型肥胖，主要特征为体内脂肪沉 积呈匀称性分布，臀部脂肪堆积多于腹部；当腰围超标且 BMI≥28 时，为复合型 肥胖。 肥胖由系统动力因素、环境驱动因素和个人危险因素共同决定。肥胖属于慢 性、易复发、进行性疾病状态，也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从生物医学角度，肥胖可 理解为遗传、膳食、生活方式与行为、心理因素及其他因素（如职业、文化程度、 社会经济、健康素养、疾病状况、用药情况等）等个体因素导致的能量过剩。同 时，环境驱动因素和更远端的系统动力因素（如政策、经济、社会、政治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行为，从而影响超重和肥胖的发生。 1.2. 中国约有一半人口超重或肥胖，对个人健康造成威胁 中国成年及青少年居民超重及肥胖患病率逐年上升。当前，肥胖已经成为危 害中国居民健康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方式 和膳食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居民超重及肥胖的患病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1） 依据《中国居民肥胖防治专家共识》的统计数据，自 1990 年以来，中 国成年人中超重及肥胖的患病率平均每年增长 1%。从 1992 年 16.4%和 3.6%（合计 20.0%）增长到 2018 年的 34.3%和 16.4%（合计 50.7%）。 2） 依据 2020 年的全国调查报告，在 6~17 岁的儿童青少年以及 6 岁以下的 学龄前儿童中，超重/肥胖率分别达 20%和 10%，至 2030 年，中国成人 （≥18 岁）超重/肥胖合并患病率将达到 65.3%，在学龄儿童及青少年 （7~17 岁）中将达到 31.8%，在学龄前儿童（≤6 岁）中将达 15.6%。 中国人口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发病率与肥胖显著正相关。根据 《肥胖的流行病学现状及相关并发症的综述》的数据，约有 70-80%成年人高血压 源于过度肥胖，在患Ⅱ型糖尿病的成人中肥胖者约占 55%，且某些癌症还会呈越 胖危险性越高的量效关系。在过去的 20 年间，中国超重率、肥胖率，以及相关慢 性病的患病率迅速攀升。 一项针对中国上海地区 18739 名成年人的调查研究显示，高血压、高血糖、 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常见慢性病与 BMI 指数呈现显著正相关性。其中高血压在 正常、超重和肥胖患者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4.7%、14.5%和 28.3%，肥胖患者检出 率约为正常人群的6倍；高血糖在正常、超重和肥胖患者中的检出率分别为3.5%、 8.8%和 17.1%，肥胖患者检出率约为正常人群的 5 倍。 相比于其他肥胖类型，中心型肥胖风险更大。由于中心型肥胖患者内脏脂肪 含量通常高于全身型肥胖患者，其并发慢性病风险往往较高。一项针对中国各地 区 46600 名 35 岁以上成年人的临床研究显示，中心型肥胖患者的血脂异常检出 率为 35.1%，高于体重正常者（23.5%）和全身型肥胖患者（31.6%），而中心型 肥胖合并全身型肥胖患者（复合型肥胖）则高达 47.2%。中心型肥胖患者高血压、 高血糖、高尿酸血症等慢性病检出率也大幅高于体重正常者。 2. 从生活干预到药物手术、肥胖治疗方式不断演进 2.1. 肥胖防治分为生活干预、药物治疗和手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