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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家庭养老 ? ? ? ? ? ? ? ? ? ? ? ? ? ? ? ? ? ? 一 家庭养老的内涵及其运行机制 如何准确理解和概括处于变化之中的家庭养老模式或方式，从本质上把握“家庭养老”的内涵，对于进一步探讨老年人的家庭养老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家庭养老的内涵或实质在于，赡养老人的义务和责任最终来自于家庭中的子女、配偶或其他亲属，其中子女是最主要的来源。换言之，家庭养老是指在家庭中的子女、配偶或其他亲属的支持（或最终来源于其支持）下，老年人获得包括经济供给、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其他特殊需求等养老内容。与此相对应，社会养老是指赡养老人的义务和责任最终来自于社会；自我养老则是指赡养老人的义务和责任则主要来自于老年人自己。 图1 家庭养老保障系统运作机制图 根据以上概念界定，我们可以对这种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即家庭养老的运行机制作系统论考察。从系统内部来看（详见图1），家庭养老保障系统的运行和发展是在构成其自身的基本因素、基本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家庭养老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实现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基本养老保障，包括经济供给、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其他特殊需求等。构成家庭养老保障系统的资源或物质要素是人、财、物。当中最主要的是“人”这个要素，即人力，也就是配偶、子女的性别和数量。保证家庭养老保障系统功能正常发挥的关键在于：来自于子女、配偶或其他亲属的包括人、财、物等各种家庭养老潜资源，成功转变为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包括时间、精力、实物等各种家庭养老显资源。而这一过程是在家庭内外环境各因素的支持和制约下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家庭内环境中的血缘情感和血亲价值所构成的拉力，再者是家庭外环境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等软支持力和政策法规等硬支持力所构成的推力。由此可见，能否实现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来自子女的各种养老潜资源切实转变为养老显资源，从而最终实现家庭养老目标。其次从系统外部关系来看，家庭养老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必然要受到社会中其他子系统及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二 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社会与经济巨大变革的是空前的人口大迁移和大流动。然而与古代因避天灾躲人祸而背井离乡，以及近代在众所周知的外力冲击下因农村自然经济解体而被迫外出谋生不同，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地理空间内的自主变动，即离开世居的乡村，到城镇（主要指省内或者省外的城市或大城市）寻找非农就业的机会，其中既有临时性的也有季节性的，既有单身外出的也有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外出的，其显著特征是居住地发生变动而户口未迁入。它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局部大变动，必然会对农村家庭养老产生巨大影响。在此，我们根据2005年和2006年春节期间，在福建省仙游县[1]的郊尾、赖店、园庄、龙华、书峰等5个乡镇101户有外出人员家庭所进行的专项调查，并结合已有的相关资料，试图从家庭结构、家庭收入、居住方式、代际支持和养老观念等方面来具体考察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养老的现实影响。此次专项调查首先选择该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的乡镇具有代表性的乡村，然后再按随机的原则在村内抽取农户来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由于农村外出人口流动性大，农村人口，特别是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等，本次专项调查主要采取入户调查形式进行的，问卷以代填式问卷为主，辅之以深度访谈；而且分成两大类同时进行，一类是面向农村外出青壮劳动力的专项调查，另一类是面向有外出人员家庭老年人的专项调查。此次所调查的农户及外出人员和老年人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对象的分布情况 （一）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结构规模的影响 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家庭户规模的持续缩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随着子女数的迅速减少，家庭小型化的步伐加快。而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结构规模的影响，我们认为主要是使得当前农村出现了众多的“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调查显示（详见图2），当前农村外出劳动力以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为主体，15～39岁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占流动人口的97.1%，其中20～34岁是进入城镇的峰值年龄组，占流动人口的62.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外流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15～19岁初次外出者明显多于30岁以上者；而就15～19岁年龄段来看，女性外出者（占21.0%）明显高于男性（占14.4%），且呈迅速攀升趋势。结合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的类型来看，此次调查将其区分为“单身外出型”、“兄弟姐妹外出型”、“夫妻外出型”、“父子搭档外出型”和“举家外出型”，其所占比例分别为：31.7%、24.8%、23.8%、14.8%和4.9%。可见，当前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