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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化与雅文化的冲突柳永的浪子文化角色定位论 刘涌是北宋著名的词作家，以“俚无雅、雅、俗”的风格闻名于世界各地。他一生仕途蹭蹬, 流落多舛, 时人和后人称为浪子词人。笔者将其文化角色定位为“浪子”:一曰流浪, 一曰放浪, 并观照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进而加深了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形成的认识。 一、 真宗天期:以银间词为主题的“银”字,工夫,立法宗旨为转移,变身设置了单一神道,剥夺了过错权 据《福建通志》记载, 柳永少时就与其兄三复、三街并称“柳世三绝”, 显赫的家世以及少年的文名, 让其有着与当时士人一样的心态:进身士达。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柳永首次参加试举, 后虽落第, 但不灰心, 作《如鱼水》:“富贵岂由人, 会时高志须酬。”真宗乡符八年, 他再次落第;真宗天禧二年, 柳永第三次落第, 愤慨之下作《鹤冲天》词:“黄金榜上, 偶失龙头望……忍把浮名, 换了浅斟低唱。”惹得皇帝大怒, “且填词去”的圣旨不仅剥夺了其追求功名最基本的权利, 也给了他人生功利场上最彻底的放逐。 于是, 柳永便自嘲似的打出了“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旗号, 浪迹市井, 四处漂泊:由汴京东下江淮, 向南到苏州、杭州, 还到过湖北、湖南一带, 他就像无根的浮萍, 在充满凄迷的游宦途中, 寻找自己的归依之所。在其《乐章集》中, 我们看到的多是孤寂困顿、疲惫无助的身影。《孤塞》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行程:“山路险, 新霜滑。谣珂响, 起栖鸟, 金灯冷, 敲残月。渐西风紧, 襟袖凄裂。”在这条路上, 他看不到希望和光明, 寻不到自己的坐标和意义。“归云一去无踪迹, 何处是前期?”他将生世飘零之感, 自比“归云”, 归于一去无踪, 不知“何处是前期”。 二、 疏狂图表余意境 作为古代士人中的一员, 柳永当然放不下“士志于道”的人格召唤。在上而不能, 下而不甘的尴尬境地里, 他没有屈从权贵而丧失人格, 也没有与政治威权作激烈的对抗, 更没有选择回归田园山水怡享永年。“忍把浮名, 换了浅斟低唱”, 他选择纵情市井生活, 在浅斟低唱里忘却浮名, 正如《蝶恋花》:“拟把疏狂图一醉, 对酒当歌, 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现实使他心力交瘁, 其内心深处必然有一种想改变现状, 放松自己的要求。而此时, 放浪成了他疏离现实, 忘却浮名的唯一寄托。 “且恁相偎依, 未消得怜我, 我才多艺。愿奶奶, 兰心蕙性。枕前言下, 表余深意。为盟誓, 今生断不孤鸳被 (《玉女摇仙配》) 。”“枕前言下, 表余深意”, 他与歌妓双双出入, 不仅有“枕前言下”的温柔情怀, 更有“今生断不孤鸳被”的誓言。此时, 我们已看不到作为士人的那种高贵秀洁、含蓄精致的风度, 取之的却是一种满面风尘、乱头粗服的样子。但士人毕竟是士人, 他不能长期置身于这个温情世界而不闻“窗外之事”, 放浪于秦楼楚馆能给他一时轻松, 却不能给他一世的洒脱。其《鹊桥仙》便云:“届征途, 携书剑, 迢迢匹马东去。”正是这种书剑抱负, 使得那片温情被一次一次地辜负。当柳永沉醉于温情的包围之中的时候, 他心灵深处实际上还是放不下传统文化所赋予他的人生理想。 三、 自我价值取向的现实化 流浪困顿的生活使他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出口, 他退守市井的温情世界, 却又无法摆脱“士达”之念, 这又伤害着他苦心经营的温情世界, 使他无法忘怀内心深处的痛, 于是他又必须为人生的价值继续流浪。虽然, 流浪途中的放浪生活, 为他赢得了“凡有井水饮处, 即能歌柳词”的盛誉, 从今天的价值来看, 这已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自我价值在艺术领域得到体现。但事实上, 由于社会意识和文化传统的关系, 他已经处于士人阶层的边缘地带。柳永的成功不仅没能得到肯定, 反而被人“指脊”, 晏殊就讥笑他“彩线闲拈伴伊坐”。 其实, 不光是晏殊, 柳永的价值趋向一直遭到世人的否认, 说到底是不认可他“士人”的审美趣向和社会地位。但是他出身书香门第, 念念不忘“士志于道”的人格理想, 并且不惜代价地去追求。而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不是由自己来确定的, 柳永的追求是不会有结果的。可悲的是, 他常以士大夫自居, 毫不在乎这一点。他可以忘却现实带来的伤痛, 去秦楼楚馆里依红偎翠, 在浅斟低唱里忘却浮名, 而真正受伤的是他深藏在心底的士人情怀。 四、 第二,经济生活和政治权威是构成三分析 对柳永而言, 他首先必须借助自己的才华“活下去”。罗烨《醉翁谈录》 (内集卷二) 记载:“耆卿居京华, 暇日遍游妓馆。所至, 妓者爱其有词名, 能移宫换月, 一经品题, 声价百倍。”与一个潦倒而贫困的“苦行僧”相比, 为乐工歌妓填词作曲, 能得到他们的馈赠, 一则使紧张而愁苦的神经得到放松, 二则生活衣食有了保障, 有史料记载:“柳耆卿, 崇安白水, 长于词……死之日, 家无余财, 群妓合金葬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