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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劳动与罪犯劳动 预防重新犯罪是我国刑法制度及其实施的基本目标。在实施这一目标中，监狱的刑事执行和犯罪改造活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监狱的改造活动中,罪犯劳动是一个基本的改造手段。新中国成立后,罪犯劳动制度一直作为我国改造罪犯的重要制度与行刑制度同时并存。没有罪犯劳动的正常运行,监狱行刑和罪犯改造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罪犯刑满释放因为缺乏必要的重新适应社会的观念和就业技能而难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刑罚预防重新犯罪的目的就不能得到充分实现。因此,从罪犯回归社会、预防重新犯罪的刑罚目的出发,构建适应现代刑罚制度及现代劳动制度要求的社会化罪犯劳动模式,就成为现代刑罚的必然要求。 一、 罪犯劳动的模式转换,从经济功能和目的向目的方向的转换,从企业 在我国结束了依靠罪犯劳动的经济收益养活监狱的历史之后,罪犯劳动必然面临着组织主体、组织形式、功能和目的的转换问题,罪犯劳动要实现从以经济功能和目的为主的模式向以改造功能和目的为主的模式的转换。在罪犯劳动模式转换的过程中,罪犯劳动理念的更新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对罪犯劳动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罪犯劳动模式的形态。 (一) 罪犯劳动社会化程度高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的经济和法律活动被严重地政治化,监狱的法律属性和功能被严重削弱,罪犯的法律身份及与此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得到法律上的彰显,罪犯在监狱服刑的过程中只有接受和服从改造的义务,而无抵御侵害的法律权利,监狱对罪犯实施的改造也只是政治上的改造。当把劳动引进监狱作为政治上改造罪犯的手段时,处于劳动过程中的罪犯就自然缺乏相应的劳动权利。在强制劳动的前提下,罪犯必须完成监狱下达的生产任务,却不能享受劳动报酬和其他劳动权利。当我国的经济体制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之时,我国经济和法律活动高度政治化的倾向也逐步得到改变,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得到确立,监狱的法律属性得到确认和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的颁布实施,结束了罪犯没有明确的法律权利的时代,罪犯作为法律上的特殊公民,其法律权利和义务在《监狱法》等相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肯定。承认、尊重并实现罪犯的权利是现代刑罚及其执行的根本理念。监狱执行刑罚行使公权力,以不侵害罪犯个人的私权利为前提。当监狱将劳动作为改造手段引进刑罚执行领域时,罪犯的劳动权利得到尊重是基本前提。劳动被引入到刑罚执行领域时,其基本性质不会改变。 社会劳动的发展和进步,刑罚执行领域的罪犯劳动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或相同方向的改变。唯有如此,罪犯劳动才能真正发挥改造手段的功能。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是现代劳动的根本理念,而现代刑罚的罪犯权利观念与现代劳动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因此,现代罪犯劳动必须将现代刑罚理念和现代劳动理念内化为自己的理念。为此,我们就必须转变传统的单纯从行刑角度或以行刑角度为主认识罪犯劳动的观念,转向从行刑角度和现代劳动角度并重但以现代劳动角度为主来认识罪犯劳动。如果侧重于从行刑角度认识罪犯劳动,那么,罪犯劳动与一般社会劳动的共同点就会日益减少,罪犯劳动甚至会无法纳入劳动的范畴。现代监狱既然将劳动作为改造手段引入刑罚执行领域,那么,罪犯劳动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接近一般社会劳动,与其有更多的共同点。监企分开的监狱体制改革,为罪犯劳动进一步接近社会劳动创造了前提条件。罪犯劳动社会化程度越高,罪犯劳动的改造效益就越好。因此,我们也必须突破传统的只有将罪犯劳动置于高度封闭的监狱行刑环境下才能取得好的改造效益的观念。罪犯劳动向社会劳动、向自由劳动逐步转化的过程,就是打破罪犯劳动的“行刑枷锁”的过程 (二) 刑罚执行方面 自由刑是否包含强制劳动,学术界未达成共识,但刑事司法实践却无法回避罪犯劳动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徒刑很难简单地被称为自由刑,很难无条件地把其主要内容解释为拘禁或剥夺自由,相反,它具有浓厚的“劳动刑”或“劳役刑”的性质,至少可以说是强制劳动和剥夺自由并重 西方社会教育刑的出现,结束了罪犯劳动作为刑罚内容的历史,改变了人们的刑罚观念和行刑观念,罪犯劳动不再被视为刑罚内容和惩罚罪犯的手段,而是作为教育和改造罪犯的手段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法明确规定劳动是改造罪犯的手段,而不是惩罚罪犯的手段 (三) 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罪犯劳动的运行 罪犯劳动首先是劳动,具有劳动的一般性质和目的,而劳动最基本的性质就是经济活动。因而,罪犯劳动也必然具有经济性质和目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劳动组织都必须遵循劳动作为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都必须承担劳动的经济责任。从改造意义上讲,监狱是罪犯劳动的组织管理主体,具有将《监狱法》有关罪犯劳动的法律规定具体加以实施的职责。但是,由于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由其承担罪犯劳动的经济责任的法定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