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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产权的特殊性 在中国，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应该不是问题。但近年国内因有些人力图打造“自己的”所谓“体系”而远离了常识, 也有人在将“信息”与“知识产权”相关联时, 往往发生困惑与歧义。 一、 知识产权是“有形”的财产权 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一词于18世纪由德国人Johann Rudolf Thurneysen提出, 广义的知识产权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造成果上的权利, 狭义的知识产权则分为工业产权和版权。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与智力创造成果有关的反不正当竞争权等;版权 (我国亦称“著作权”) 包括作者权和传播者权 (即“邻接权”或“有关权”) 。作者权和传播者权中的表演者权既包括财产权利又包括精神权利。 相对于以保护物质 (能量) 的归属和流转为主干的各种传统私权而言保护特定智力创造成果这种信息的知识产权是极特殊的一类私权, 即使在以判例法为特征的普通法系国家, 也为知识产权制定了大量的成文法, 而在其他的私权领域, 判例则仍是主要的法律渊源。 许多知识产权是由行政权力这种“公权力”创设的“私权”, 其得丧变更必须经过行政审批程序, 并不遵循“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 知识产权法因此包含其他私法中不可能存在的大量行政程序性条款;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权力的介入而不仅仅依赖民事救济。传统私权的权利变动严格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即使在不动产变动登记等极个别情形中, 权利仍由当事人依法创设而非由行政机关授予, 行政机关的登记只是公示、证明物权变动的基本方法, 某些非行政权力的手段可以起到同样的证明作用;传统私权基本上不适用行政权力提供的保护。 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着为数众多、内容全面的统一实体性国际条约, 其中几部主要条约的“最低要求”条款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标准”, 直接决定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知识产权立法, 因此, 知识产权具有国际性的特点。传统私权只是特定国家国内法上的权利, 相关国际条约较少且基本上属于冲突规范, 不能决定其参加国关于这些私权的国内立法, 更无从确立某种统一的“国际标准”。 知识产权的排他性与物权的排他性不同。物权的排他性表现为对特定客体物本身的支配和控制, 物权也因此由保障特定主体排他实现特定客体物上利益的权利演变为保障该主体排他支配、控制该客体物本身的权利。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共享性, 可以被多人同时使用或被多人反复使用因此知识产权的排他性建立在对“客体”与“客体上利益”进行区分的基础上, 非权利人可以掌握某特定智力成果 (客体本身) , 但不能实现该特定智力成果所生之利益, 该智力成果上利益只能由法律认可的特定主体凭借“法律上之力”专有。同样由于这种共享性, 非权利人掌握了权利人的特定智力成果 (客体) 后, 权利人并不因此失去该智力成果因而仍然可以排他地实现其上利益。可见, 物权是通过“客体排他”以实现“权利专有”, 知识产权则是“客体共享, 权利专有”。 与物权特别是其中的所有权这种历来被视为“有形”的财产权相比, 知识产权是“无形”的财产权。物权与客体物只能始终保持同在 (至少也要“推定”如此) , 特定物之所在即为物权之所在, 物权总与一个看得见的“物”在一起, 踪迹确定, 易于辨识, 因此称为“有形”的财产权。知识产权客体具有共享性, 常与权利本身发生分离, 知识产权客体之所在并不能成为判断知识产权之所在的依据, 这是称知识产权为无形财产权的原因之一;除极个别例外, 特定智力成果上的知识产权的变动与该智力成果载体物上的物权的变动各自遵循不同法律规则, 特定智力成果的载体物承载着一个并不以该物自身为客体而是以其上特定智力成果为客体的专有权, 该载体物之所在一般亦不能决定知识产权之所在———知识产权缺少一种有形的“外壳”, 这是称知识产权为无形财产权的主要原因, 也是知识产权不能适用占有、准占有、取得时效等物权制度的主要原因。 智力成果作为信息具有共享性, 一般不会自然消灭。但智力成果上的专有权 (知识产权) 若与其客体一起永远存续, 必然阻塞知识的发展之路, 因此, 法律断然为绝大多数知识产权设定了时间上的限制, 一旦期限届满, 原来专有的智力成果自动进入公有领域。所以, 知识产权具有“法定”而非自然的时间性。任何物质都必将自然终结, 因而物权的时间性不需法律明定。 知识产权客体具有共享性, 不同国家、地区可以彼此独立地在同一时间, 基于各自立法政策对同一智力成果设定不同内容或不同类别的知识产权, 因此该智力成果上的知识产权必须分别单独适用各个具体的“权利登记地法”或“权利主张地法”, 同一智力成果上的知识产权在同一时间因地域不同而呈现不同样态。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作为一种权利的特点与法律的地域效力不能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