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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智媒时代媒体的新型权力 算法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社交化等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一个与信息、数据、知识和内容等互动的调解人。越来越多的媒体在数字和数据化之后迅速进入新的算法步骤。在这样的语境下, 媒介进化历史也从数字媒体时代过渡到了智能媒体时代:诸如亚马逊、京东这样的电商网站不断地积累着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数据,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们的偏好特点, 从而使得它的推荐更加符合我们的兴趣口味;诸如华为、三星这样的手机硬件能够借助机器学习提升对我们每个人所处的不同场景和不同状态的判断;诸如头条、抖音这样的内容平台则将为我们匹配个性化新闻、资讯和娱乐的绝大部分任务让渡给了算法, 而不是人工编辑;在交通、治安、教育、医疗等越来越多的领域, 算法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当然, 这样也并不意味着算法是万能的。算法不可能处理所有的事情, 而且, 算法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 也常常需要一定时间周期甚至不间断地学习, 并且在出现各类问题的时候接受人工纠错机制的介入。 一、 从事项媒体工作的人员容易被算法所取代 智能媒体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算法逐渐接管原来属于人类的大量基础性工作和程序化劳动, 在数据的收集、新闻的写作、内容的排版、影像的后期、图书的推荐、资讯的分发、广告的投放等越来越多的媒体环节, 甚至在电影配乐、AI换脸 如果某一项媒体工作无论在智力投入方面还是在情感投入方面的要求都不算太高, 那么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员就会非常容易被算法所取代。“在新的算法社会, 计算机科学家与数学家将在文化决策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可能实现几代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每周工作20小时, 50岁退休’” 如果媒体不再需要广告设计师、视频剪辑师、图文编辑人员, 未来这方面的劳动者就会大量减少, 但问题在于目前正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被排挤出现有工作岗位之后将怎样快速完成他们的职业转型呢?表面上看这仅仅只是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被“算法奴隶”或者智能工具排挤出就业市场, 我们要想生存下去, 就必须对我们这个社会“目前赖以存在的但是已经过时的运营模式进行改革” 二、 最优的算法 在现代社会, 大数据和算法结合已经颠覆了传统的决策方式 但即便如此, 《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仍然坚持认为如果你不想被偏见左右, 那么算法依然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作者Alex P.Miller 人类存在偏见, 算法同样存在偏见, 而算法的偏见则更多的是人类偏见在算法世界中的另外一种写照, 计算机也好, 软件程序也好, 复杂算法也好, 都“只不过是一个使用了很多语法规则、速度很快的符号转换机, 机器缺少生物大脑拥有的东西——解释语义的能力” 三、 大数据时代:大量用户隐私被挖掘的过程,可能成为一些保护的工具 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 (1875) 设计了这样一种“圆形监狱”:在其中, 每一个囚徒的所有行为动作对于监视者而言都是可见的, 但监视者的任何心理、表情和动作对于囚徒们而言则是无从得知的, 他们甚至在根本上不知道监视者的存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1977) 在其著名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使用了“全景监狱”的概念来表达了与边沁类似的意思, 但在这里囚徒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到监视者的存在的。无论何种说法, 囚徒们所处的环境对于监视者而言都是透明的, 他们能够清晰地掌握囚徒们的一举一动。在当前的信息社会, 每位用户在数字终端上的浏览痕迹、跳转路径、消费记录以及其他各种动作都被以不同的形式存储和保存了下来, 构成了所谓的大数据的一部分。这其中绝大部分数据是无意义无价值的, 它们根本不会被谁注意到就淹没在了浩浩荡荡的数据洪流之中;但是越来越多的机构,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政治目的, 正在开发各种各样的算法激活大数据中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借助算法, 我们在大数据的海洋中淘洗到了美丽的贝壳, 甚至还发现了闪闪发光的珍珠, 那就是数据中所蕴含的关于用户个人的基本情况、兴趣偏好、价值观念、消费需求乃至政治倾向等有助于对用户行为进行预测、引导和施加影响的重要信息。例如, 2018年3月引起全球互联网用户极大关注的“脸书数据门”事件, 事件的主角“剑桥分析”公司就涉嫌窃取超过5000万脸书用户的个人数据, 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数据挖掘工具和算法推荐系统来操纵美国大选及英国脱欧的投票。 尽管我们不能认定是算法操纵甚至决定了某些重大的公民决策行为, 也无法给出算法对公民的政治理念和投票行为究竟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算法能够从我们遗留在网络上的数字踪迹中挖掘出更丰富的具体到每一位用户的各类信息以服务于其商业目的或者其他目的, 这其中当然包括大量的用户隐私。在这种数据可以被实时收集、存储和挖掘的语境下, 波斯特从福柯的“全景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