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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研究 基本养老金保险账户制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传统的保险制度在一些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很受欢迎，个人账户制度逐渐建立在一些英属国家。马来西亚在1951年建立了集中管理的中央公积金制度 (即个人账户制度) 。随后, 新加坡于1955年也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制度。但是, 直到1981年智利实施了激进式养老金改革, 设立了私营分散管理的个人账户, 并经过10余年的发展,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才获得了巨大成功。作为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一次制度创新, 个人账户制度对国际社会有着重要影响。 个人账户制度从账户资金的“收、存、支”三个环节可以划分出三项权利:国家对资金的筹集权、公民对资金的所有权和公民基本养老金的申领权。这三个环节是一种动态的不可逆过程。三项权利构成了中国的个人账户制度。中国现行法律规范中规定该制度的主干法律为《社会保险法》, 而该法及相应的配套法规并未周详地保障这三项权利。 一、 会计制度的权利属性的定义 1. 筹集权的基础 (1) 国家享有筹集权而非征收权。“筹集”的含义为筹措聚集, 做动词使用。 将其界定为“筹集权”而非“征收权”, 主要是基于个人账户制度的性质。首先, 宪法意义上的征收是对财产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了对土地的征收, 第13条第3款规定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 两者都需要国家给予补偿。财产被征收以后, 相应的权利发生了转移。然而, 个人账户中的资金由国家统一筹集后, 资金累积成基金, 权利并未发生转移。个人账户基金是今后公民申领基本养老金的凭证, 同时, 该基金以及积累的利息是公民退出就业岗位后, 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形式全部归还公民本人, 国家并不从中获得任何利益。显然, 个人账户中筹集的资金性质与征收的目的并不相符。其次, 行政法意义上的征收是指行政机关或者经过授权的单位或组织, 基于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遵循相应的法律规定, 强制性获得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所有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除依法进行的征税和收费外, 行政机关或者经过授权的单位或组织若因征收而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失的, 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 有学者提出, 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应当采取税收模式, 这样可以界定为“征收权”。通过制定“社会保险税法”并修改现行的《社会保险法》, 将这两部法律有效衔接, 解决法律上的冲突, 从而保障“社会保险税法”这一特别法的优先适用, 使得社会保险税被有效征缴。 (2) 筹集权源自宪法而非民事契约。国家享有个人账户资金筹集权的基础源自宪法。中国《宪法》第14条第4款、第44条和第45条为筹集权的公权属性奠定了基础。 首先, 基本养老保险属于五大社会保险之一, 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账户基金作为公民年老时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资金保障, 是国家依照法律强制筹集的。其次, 宪法阐明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为了保障公民年老退出就业岗位后能够得到相应的物质帮助, 并不是每一社会成员都可以成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体。只有经过就业, 达到法定退休条件的公民才可以享受相应的基本养老金。最后, 公民在退休后享有国家的物质帮助是一项宪法权利。宪法作为根本大法, 已经明确了基本养老金的享受条件。 那么, 如何体现公民曾经拥有就业者的身份呢?个人账户就是一项法定证明。个人账户可以反映公民的就业年限、就业收入高低、择业情况等。同时, 在达到退休条件时, 个人账户基金积累总额将作为核定公民每月基本养老金的基准。个人账户基金折射出国家承担退休公民物质帮助义务的有限责任。国家在基本养老金的保障中不能也负担不起无限责任, 只能负有限责任。物质帮助是一项随着社会发展的水平具有相对同步性的权利。通常采用上限和下限原则确定国家有限责任的界限。上限定位于保障的水平和国家的财政负担能力, 下限定位在基本养老金待遇与社会保障的性质相一致。 由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本身是一种保险法律关系, 那么可否采用民事契约理论来解释这一制度呢?即:国家与公民达成一种契约, 约定公民在工作期间以及自由职业期间, 缴纳保险费, 计入个人账户。国家承诺, 公民在达到一定年龄时, 若符合了相应的条件, 可以每月领取相应的保险金。从表面上看, 这样的解释也符合民事契约理论。但是, 深入分析会发现, 传统的民事契约理论无法解释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法律关系。首先, 如果是民事契约, 那么缔约的双方是意思自治的, 通过合意而达成协议。但是, 公民缴纳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并非是公民自愿的, 而是《社会保险法》强制规定的。即便公民在就业时与用人单位达成协议自愿放弃缴纳个人账户资金, 用人单位也同意不为公民缴纳社会统筹部分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这样的协议也是无效的, 一旦被查实, 就会被视为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其次, 民事契约的要素中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