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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重刑犯监禁刑转变的普适性研究 一、 有必要在监狱和惩罚改革中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目前的监狱和惩罚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现行的区矫正制度 目前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本身的法律位阶较低，法律层面对社区矫正的规定仍然是一片空白；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分工看似明确，但是刑罚执行多元化权力配置的司法分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部门之间权力的重叠和推诿、影响了刑罚的执行质量 （二） ．社区矫正人员从社会角度予以监禁刑执行。为未成年犯提供了一种， 司法机关的重刑主义思想促使在司法实践中形成能以监禁刑处罚就以监禁刑处罚的这种简单、粗暴的局面；社区矫正人员囿于未成年重刑犯的身份特征，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往往易持同监禁刑一致的惩罚观念来对待犯罪未成年人，形成社区矫正是一种在狱外监禁刑的状态；社区群众对罪犯怀有仇恨或者歧视心理,往往希望国家对这些罪犯严加惩处,最好置于与世隔绝的地方进行改造。 （三） 离监探亲及特许离监制度 目前监禁刑实施中的开放化主要体现为暂时离监制度，分为准许罪犯离监探亲以及特许离监制度，形式单一，和成年人没有明显区别；社区矫正中有一些专门的项目，但这些项目缺乏对于矫正对象的针对性，有的项目存在无法准确评估的问题以及对于特殊矫正对象的针对性 二、 外部基础 （一） 未成年重刑犯监禁刑转变路径探索 未成年重刑犯监禁刑转变涉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部门公务员、从事社区矫正事务的社会民间团体、一般民间志愿者以及监狱行刑过程中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多方主体。相关主体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基本素质等关系到监禁刑转变的质量。 有效实现未成年重刑犯监禁刑转变需要相关主体改变未成年重刑犯标签化固定思维及传统重刑主义思想，有效发挥行刑社会化在监禁刑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监狱行刑中，相关人员应根据未成年重刑犯自身特点采取不同措施，避免对于未成年重刑犯一刀切的惩罚态度；在社区矫正中，则体现为以延续监狱行刑中的惩罚理念向教育帮扶观念的转变，使未成年重刑犯逐渐适应监禁刑向非监禁刑的过渡。 具备一定资格、素质并接受相关训练的相关主体更加有利于未成年重刑犯监禁刑转变作为预防、矫正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关主体应当有一定的学习经历、知识素养、具有诚恳工作的态度等，对于兼职社区矫正的志愿者应当定期参加相关培训。 （二） 社会因素 1 提供财政金保障 资金是保障未成年重刑犯监禁刑转变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监狱行刑及社区矫正过程中社会力量的加入都需要一定的财政资金作保障。监禁刑转变不单单需要制度及思想上的变化，同时也需要配套措施跟进。财政资金的加大投入是改善监狱及社区矫正环境的前提，也是未成年重刑犯监禁刑转变过程中实现物质及精神生活满足的基础。 2 .社会力量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唯一的执行主体并承担社区矫正工作，造成其工作负担过重，难以完成社区矫正的基本任务 3 因素的度 监狱择址在考虑到保护社会公共财产安全的同时，也应当将行刑社会化的便捷度作为考量因素之一。监狱选址过于偏僻而远离社会，形成绝对封闭的监禁刑，这样不利于未成年重刑犯社会化，而且即便存在社会力量的自愿加入，积极性也会因监狱地理位置因素而大打折扣，影响未成年重刑犯在监狱中的矫正效果。 三、 建立内部系统 （一） 应强化未成年重刑犯刑罚责任意识 我国分层处遇制度不完善，分层流于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形成同案不同判或者不同地区对于未成年重刑犯施以不同的实体处置措施，形成一种未成年重刑犯监禁刑转变的混乱局面，不利于未成年重刑犯的矫正和再社会化。所以未成年重刑犯监禁刑转变内在制度的构建需要一个方向的引导，即我们不能以标签化的固定思维统一对待未成年重刑犯。 首先，未成年重刑犯在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区别于一般犯罪未成年人，但基于其自身未成年人的身份和特点，仍应当遵守在法定刑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次，未成年重刑犯自首、自身悔改及其监护人的积极和解赔偿等应当作为重要考量因素，而不能统一以一刀切、严厉、重刑的态度施加于未成年重刑犯；最后，由于未成年重刑犯可能因触犯重罪种类不同或者触犯重罪种类相同，但因量刑情节不同，而被判处的刑期各不相同，未成年重刑犯刑期跨度大形成了预防、矫正过程中零碎的分布的点状局面，传统模子式的统一批量化对待已不适合未成年重刑犯。所以未成年重刑犯犯罪的预防、矫正应当构建分层措施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未成年重刑犯实施个性化矫正措施。 （二） 施个性化矫正措施的前提 我国一般将分层处遇称为分层管理，分层管理制度是实施个性化矫正措施的前提。目前，在监狱行刑中，为了避免绝对监禁刑的弊端，应当依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将监狱中的罪犯分为宽管、普管和严管三个处遇级别 1 ．对严管类未成年重刑犯的行刑措施 实施严管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对累犯以及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