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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时代与精神当此时代，批评何为 现在，很难找到比文学批评更糟糕的职业。即使你真的是这样，也很难找到比职业更糟糕的职业。这是全球化、数字化、大众化、商业化、网络虚拟化、科技万能化的时代,是人类精神客体化的时代,是渴求“物”及关于“物”的一切知识的时代,是一切拥有“客观”研究范畴的学科时代,唯独不是文学批评的时代。文学批评,这种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随着“精神内在性”的枯竭而面临着空前的荒芜。人们看起来已不需要内在的精神生活,不需要文学,因此,更不需要文学批评。幸存的大师面对陌生的世界,无不为自己不识时务的长寿而羞愧;往昔的经典只有做成“最快的慢餐”,才可能被公众品尝;新艺术不再依据形式和深度,建立等级的金字塔;文学的古老标准虽未完全废弃,但追求完美的创作却被毫不留情地淹没在“点击率写作”之间……在这“主体被黜”的时代,继“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文学死了”的“预言”之后,宣布“文学批评死了”也是顺理成章、不在话下的事。 但是,也许可以反向看待这一境遇。也许接二连三的精神讣告只是主体贫乏的招认而已——精神的无穷向度还未得以展开,就被贸然宣判了死刑。如果我们不认为客体世界是不可忤逆的,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坚持精神的自由,满足精神的欲求,探索精神的宇宙,结果会怎样?这些问题似乎与文学批评无关,却是思考她的生命力与可能性的前提。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大背景中观照文学批评的使命与前途,或许是“拯救”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从郭宏安先生新著《从阅读到批评》中,我看到了这方法。 《从阅读到批判》的副标题为“‘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勾勒的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该学派的批评方法和精神轨迹。“日内瓦学派”既非索绪尔创立的日内瓦语言学派,也非皮亚杰创立的日内瓦心理学派,它被加上了引号,表明该词的“姑妄称之”而非“名副其实”的性质。因所谓学派者,皆有共同的纲领、理论或倾向,有一个或数个导师或精神领袖,有弟子,有共同致力的出版物或文化机构,而被称做“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群体却是松散自由、各行其是、也否认这个称谓的,只不过他们多任教于日内瓦大学,都认为“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意识现象,文学批评就是一种关于意识的意识” 5位批评家中,最年长的马塞尔·莱蒙生于1897年,最年轻、也是唯一在世的让·斯塔罗宾斯基生于1920年,他们影响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彼时,大师云集,思潮迭起,过往的经典和新生的杰作交相辉映,严肃的社会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还生活在相信深度且有深度可信、追寻意义且有意义可寻的世界里。在如此年代的如此文化语境中,对艺术作品进行“创造性阐释”的“日内瓦学派”才会风生水起。这些批评家出于对艺术创造力的信仰,主张面对作品时首先采取退让、谦逊、丧我的态度,或者说,首先成为艺术的“爱好者”,即“有爱的能力、对艺术品显示其在场、全身心地承受其作用的一些人” 这个拒绝依附于任何理论和方法的批评家群体,虽然在批评实践中不拘一格地运用各种方法,却终是为了实现对文学作品“形式真实”的深切品尝和“精神本体”的独特认识,为了揭示“个人的真理”。正如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言:“文学是‘内在经验’的见证,想象和情感的力量的见证,这种东西是客观的知识所不能掌握的;它是特殊的领域,感情和认识的明显性有权利使‘个人的’真理占有优势。” 基于此种价值信念,郭宏安对“日内瓦学派”批评方法论的呈现,便并不仅仅侧重于知识和技巧的层面,而是通过复述、分析和阐释这些批评家对文学与批评本体的诗性和哲学思索,来唤醒阅读此书的人们思考三个根本性问题:1.文学批评的精神源泉是什么?2.文学批评的精神使命为何?3.文学批评究竟如何接受、阐释和评价作品? 诚然,三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回答将造就不同的文学批评。其中,对问题1的回答是最根本的。一个文学批评家汲取何种精神源泉,直接决定其对自身精神使命的期许,也决定其批评方法与实践。如前所述,文学批评是“对意识的意识”,因此文学批评是主观性的。这种主观性,是科学性和历史性之外的一种认识特性,它存在于官能的直觉体验与理性的分析判断的交叉地带,它是艺术之母与哲学之父的后裔。不同的哲学建立了不同的精神—价值秩序,衍生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哲学对文学批评最直接的作用,在于它赋予后者以一种“世界总体性”的图景和意识,由此,文学作品的精神内容、艺术形式及其价值,才能在一个深具根基的秩序中得以评价和揭示。 在哲学家们早已判定“哲学之死”和“形而上学之死”的世纪,仍奢谈“哲学”、“秩序”、“世界总体性”,似乎在痴人说梦。但悖论是,宣判“哲学之死”的依然是哲学,对世界之分裂性的描述,也是基于对“总体世界”观察的结果。将个别事物置于一个价值总体之中进行感知和判断,即是一种哲学思维。对文学批评而言,这一“价值总体”不存在于“客体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