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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上版权刑事保护的演进 从法律文本和制度实践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在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这与资本主义的繁荣密切相关。甚至,“知识产权就是资本结合知识之后的要求。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使命就是维持以知识为要素的产业得以存续。” 一、 侵权法上的保护 美国的版权法在其诞生之后的100多年间均没有对侵犯版权行为的刑事处罚。美国第一部版权法颁布于1790年,而在1897年之前,侵犯版权一直都与刑法无涉,纯属民事侵权的范畴。1897年,美国国会第一次在版权法中加入了刑事处罚条款, 1909年的版权法在保留构成侵犯版权犯罪在主观上需满足“故意和盈利”要件的同时,将刑事责任扩展到了所有享有版权的作品和所有侵权行为之上, 1974年,国会首次将“明知且故意”(knowingly and willfully)帮助、教唆侵权的行为纳入刑事处罚的范畴。 二、 检察官对于起诉侵犯版权犯罪,总无兴趣 从1982年开始,有关侵犯版权犯罪的规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影和录音制品产业的代表认为将侵犯版权犯罪界定为轻罪失之宽松。首先,轻罪惩罚不足以威慑大规模的盗版行为,同时,因为侵犯版权犯罪仅属轻罪,检察官对于起诉侵犯版权犯罪的个人并无兴趣。? 1982年,国会开始考虑产业界的诉求,通过《盗版和假冒修正法》(Piracy and Counterfeiting Amendments Act of 1982)对版权法进行了实质性修改:对制造、销售侵犯电影作品、视听作品、录音制品的侵权复制品或录音制品且数量重大的行为加重刑罚。 随着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发展繁荣和盗版软件的泛滥,版权法中的侵犯版权犯罪条款引起了软件制造商的不满,他们开始向国会请愿,致力于将重罪条款适用于侵犯计算机软件版权的行为。 三、 将从事侵权行为的重罪化degresiofcrimula认为,大量投资 1982年和1992年两次版权法的修正使得部分侵犯版权犯罪的行为成为重罪,从结果上加重了对侵犯版权犯罪的惩罚力度,但这两次修法并未触及侵犯版权犯罪的核心要素:构成犯罪的侵犯版权行为必须被证明“故意且意图获取商业利益或个人私利”这一主观要件。而1997年的《反电子盗窃法》(No Electronic Theft Act)则实质性地弱化了这一标准。根据该法的规定,以下两种故意侵犯版权的行为将构成犯罪:(1)意图获取商业利益或个人私利;(2)在任何180天的期间内,以包括电子方法在内的方式,复制或发行一个或多个享有版权作品的一件或一件以上的零售总价超过1000美元的复制品或录音制品。 《版权重罪法》首次在侵犯版权犯罪的法律架构中引入了数量门槛(numerical thresholds),即以复制或发行侵权复制品的数量抑或其零售价值作为界定重罪/轻罪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规定的原因在于数量巨大的侵权复制品往往意味着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须予以重罪惩处,当然,数量门槛适用的前提是相关行为已被证明是故意为之且意图盈利的。而《反电子盗窃法》的前述规定使得数量门槛不再是刑事犯罪程度(degrees of criminal offense)的分界线,而成为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界线。 在《反电子盗窃法》出台之前的100多年间,美国版权法上关于侵犯版权刑事犯罪的规定都要求公诉方须证明被告从事侵权行为的盈利意图,何以美国国会突然会产生废除这一要求的想法?对这一疑问的解释大多指向一个案例:合众国诉拉马奇亚案(United States v.La Macchia)。大卫·拉马奇亚(David La Macchia)是麻省理工学院一名21岁的大学生,他使用学校的计算机网络鼓励网友将流行的软件程序上传至电子公告板的加密地址中,再将这些程序转移至另一地址,并邀请网友免费下载这些程序。由于从未收取任何费用,拉马奇亚被以“网络欺诈罪”(wire fraud)而非侵犯版权罪起诉。在诉讼中,拉马奇亚辩称对其行为适用网络欺诈罪并不适当且联邦最高法院在道林诉合众国案(Dowling v.United States)的判决中已有相应观点。法院在拉马奇亚案中正确解读出道林案所支持的主张:由于缺乏来自国会的明确解释,普通的刑法并不能破坏根据版权法判决承担刑事责任必须“慎之又慎”(finely calibrated)的要求,由于按照版权法的规定并不构成犯罪,政府无权以“网络欺诈”为由起诉拉马奇亚。 进而言之,拉马奇亚案不过是一个导火索,促使国会改变态度一定另有原因。事实上,社会活动的数字化已成普遍现象,将版权作品与珠宝、汽车、电视机等有形财产等量齐观的论调也越来越有市场,《反电子盗窃法》就是对此现实的回应。 数字技术发展普及之前,侵犯版权往往必须进行重大投资的事实就足以保护版权所有人。具体而言,进行重大投资必然推导出行为人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