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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入典从彭旱灾到专利权权属纠纷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历了1954年、196年、1979年和2002年的四次民法典编纂工作。2014年，中共中央提出“加强市场执法制度和民事诉讼法”，再次发起了民法编纂活动。在我国当前民事立法众多单行法并行的背景下, 编纂统一的民法典也是科学梳理我国民法体系, 防止立法碎片化的应然要求 一、 关于“知识产权”两个样本的微观观察 (一) “知识产权收益”的具体范围是“受精制 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 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知识产权收益明确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200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更是在第十二条进一步定义“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收益’, 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对于司法解释就“知识产权的收益”给出的概括性定义, 我们不禁追问, 究竟如何认定“实际取得或已经明确可以取得”?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的理解与适用》一书给出了如下解释:“知识产权收益”分为实际取得和已经明确可以取得两部分, 指作品在出版、上演、播出后而取得的报酬, 或允许他人使用而获得的报酬、专利权人转让专利权或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获得的报酬、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的商标所有人转让商标权或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所取得的报酬;在其经济利益未实现前, 夫妻离婚时只能对现有财产进行分割, 智力成果只有转化为具体的有形财产后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从《婚姻法》、司法解释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中可以看出, 我国立法者和司法者将知识财产与传统的民事财产进行了区别对待。对于有体物, 立法直接将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构成部分加以对待;对于知识财产, 立法仅选择将其转化产生的收益纳入夫妻共同财产。基于如此规定, 当事人就可能采取如下情形规避夫妻财产的认定: (1) 婚前获得专利,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积极转化, 离婚后再转化专利产生收益; (2) 婚前完成发明创造,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专利, 离婚后再转化专利产生收益; (3) 婚前完成发明创造, 离婚后再申请专利并转化产生收益; (4)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完成发明创造, 离婚后再申请专利并转化产生收益; (5) 研发活动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至离婚后, 再申请专利并转化产生收益。以上五种情形下, 配偶方虽然在共同生活期间照顾了发明人的生活起居, 后两种情形甚至有可能为发明人的研发活动给出建议, 但是发明人一方均可“合理”规避法律相关规定, 将本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知识产权收益”归入个人财产名下。试想一下, 如果将此处的“知识产权收益”换作房屋、家电等有体物, 基于有体物的客观物理状态当事人可以通过占有对其加以控制和利用, 则任何一方当事人都难以找出类似的规避情形。 包括《婚姻法》在内的传统民法之所以将知识产权区别对待, 笔者以为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 知识产权法中涉及部分行政确权规范。《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权法》等知识产权单行法中含有部分行政规范, 尤其突出表现在行政机关对于专利权、商标权的审查和授予方面。专利权、印刷权等知识产权最初源于皇室以令状形式授予的特权, 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和市民社会私权观念的觉醒才催生了创造者“精神所有权”理论, 知识产权进而由特权领域转入私权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行政确权基于历史惯性保留了下来 (二) 裁判者需要寻求配合机制 传统民法接纳知识产权的进程屡屡受挫, 欠缺民法理论滋养的知识产权也在自身的发展道路上误入歧途。上文从传统民法领域撷取了《婚姻法》第十七条加以观察, 本节将从知识产权领域摘取彭朝晖、张晓志与深圳市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 《专利法》第六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条对于职务发明的认定和权利归属有着明确规定。其中, 《专利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 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 从其约定”。可见, 法律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职务发明权属的情形仅限于“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不得随意扩张至所有职务发明情形。然而该案中二审法院在裁判时认定“赛百诺公司与彭朝晖、张晓志签署了《专利申请权权属保证书》, 其中明确记载发明专利‘病毒载体与人肿瘤抑制基因的重组体及其应用’等是我公司彭朝晖和张晓志先生的职务发明, 该专利的申请权和专利权属于深圳市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特此保证。彭朝晖、张晓志和赛百诺公司分别签字、签章, 双方当事人对此权属保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并以此作为支持职务发明归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