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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犯暴力意愿与攻击方式的实证研究 中国大多数女性罪犯的比例长期处于一个位置，但其增长率远高于男性罪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预见，这一增长趋势很可能将持续下去。一直以来，我国监狱系统基于性别差异而采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造方面，安全监管方面则于男、女犯监狱几无二致，随着女犯规模的日益扩大，这种简单套用尽显粗糙之处。基于行刑资源有限性和监管有效性的考虑，女犯监管模式有必要作出相应调整，增强措施的针对性。 一、 ．安全威胁行为的最大及最常见行为 对暴力行为的防范和压制是监狱安全监管的首要任务，与男犯相比，女犯的暴力性弱得多，控制和制止难度也低得多。 与男监类似，女监最大和最常见的安全威胁行为也是脱逃、自杀和暴力攻击(包括对同犯的身体攻击和袭警)。其中，自杀的暴力性明显低于脱逃和攻击:对目的型自杀而言，暴力手段会令自杀被过早察觉而失败;对手段性自杀而言，对暴力的回避原本就是行为人选择要挟手段的初衷之一，同时且在严厉的监规之下，“涉暴”将直接导致要挟“价码”显著降低。因此，对安全威胁行为暴力性的考察主要集中于脱逃和暴力攻击。 (一) 肢体肌肉力量比理 虽然我国监狱脱逃人数多年在10人以下， 与男犯相比，女犯的暴力攻击明显呈现出烈度低的特点。暴力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攻击能力。从生理上看，决定肌肉生长的睾酮在女性体内的含量大约只有男性的1/16，普通女子上肢肌肉力量比同龄男子大约低50%。同一年龄段正常成年男子的肌肉重量约占体重的40%～45%，而女子仅占35%。 (二) 女性主被动攻击意愿的特征 暴力意愿很大程度取决于性别心理。性别心理是性别社会化的结果，人们通过该过程获得与社会规范———往往表现为性别刻板印象———相符合的性别心理，进而产生性别差异行为。具体到女性，性别刻板印象要求女性温柔体贴、服从忍让、文静娇柔甚至害羞胆怯，社会认知和文化因素使得女性公开诉诸暴力的行为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这使得女性对暴力行为有更强的自我抑制， 女性当然有攻击意愿———如果我们将攻击理解为一种人际矛盾的解决方式，那么女性存在攻击意愿的同样是必然的，而其与男性的区别在于:基于生理因素、社会认知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家庭因素多方面性别差异因素的影响，女性的攻击行为往往不采用身体攻击，即不用外显性的直接暴力造成对方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多倾向于“关系攻击(relational aggression)”，即采取拒绝接纳、散播谣言、排斥或者其他旨在破坏对方友谊或伙伴地位的行为，通过影响对方的社会关系而对对方造成心理上的伤害或人际关系上的损失。 关系攻击当然会对监管安全造成威胁，但显而易见，与身体攻击相比，关系攻击的威胁不仅非常间接而且相对温和，具有非暴力性。狱方当然须对关系攻击进行处理，防范其恶化为对监管秩序的直接威胁，但是处理方式显然无须也不应该是常规意义上的监管———例如监控、隔离、压制等“硬性”措施，而是应更多地倚赖细致入微的教育矫正和日常管理等“软性”手段。 (三) 女犯和男犯的反思想性 群体行动对监管秩序的威胁远胜于个体的单打独斗，因此，群体性的强弱是判断危险性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 囚犯普遍倾向于通过监狱亚文化和囚犯体系来应对充满剥夺感的“监禁之苦”，适应监狱生活，由此形成群体化。在此过程中，男女性别角色的差异决定了不同性别罪犯群体的对抗性。如果将监狱环境视为一个包含着规则与反抗、狱警与罪犯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权力场，那么监狱亚文化代表的显然是一种与监狱管理方相抵触甚至反抗的权力诉求，双方争夺着对罪犯行为、思想和生活态度的影响力。监狱亚文化对女犯和男犯的影响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状态:“男性犯罪人倾向于组成一个统一的共生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下他们共享一个规范化的体系，而该体系成为当前监狱亚文化的缩影。” 女犯群体的非对抗性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不同性别社会化环境和演化机制的差异:演化过程中，男性往往联系着家庭和社会，而女性则承担育幼工作，因此，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男性被塑造得更崇尚和追求权力、权威以及等级差异，并继而具有更强的反抗性;而女性则被强烈地期待以情感性和支持性的角色，更多地被家庭所定义。并且，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女性多数生活在顺从之中，逐渐接受了被支配的地位，并变得习惯于服从权威，因而入狱后更容易选择遵守监规并使用各种策略获得狱方认可。同时，女性的天性使得女犯较男犯更加神经质、脆弱和腼腆，并且也更加胆小，加上长期浸淫于中国文化中的自我主义(personalism)与实用主义因素，女犯群体内部几乎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信任，与其冒险信任他人———例如拉帮结派建立“亚文化群体”去对抗监狱机构，她们宁可选择自我保护———在策略性地与其他女犯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对监狱管理采取顺从、合作甚至拥护的态度。 (四) 女犯和女犯的重新犯罪比例远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