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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与阶段 本文提出，中国应加强户外制度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模式，建立新的城市接入体系，制定新的招生标准。同时,作者进一步提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电子系统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一、 “衡发展论”的结果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它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加速改革开放的今天,其弊端日益显露,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针对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学术界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附加功能剥离论”认为户籍改革不是要取消户籍,而是剥离户籍的附加功能,因此户籍改革难以有所作为,只能坐等二元医疗、教育、养老、低保等附加制度的一元化;“不平衡发展论”则认为目前中国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太大了,发展太不平衡,如果户籍制度改革的动作太大,会对城市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保留户籍隔离制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必要的。上述两种观点陷入了因果循环论,因为二元附加制度以及不平衡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如果不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那么二元化、差距扩大化的现状只会越来越严重,不可能缩小,因此,实质性的户籍改革永远也不可能推进(比如近几年虽然中央实行了很多惠农政策,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仍然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户籍制度及二元金融等制度造成的农村金融真空状况,农民创业的机会几乎为0),就如泥沙不断淤积的水库,水位不断上涨,堤坝越加越高,问题越来越严重,风险越来越大,与之相类似,户籍制度也陷入了恶性循环。 同时,由于户籍制度改革在思想上不够解放,在认识上迷惑不清,在战略上屡屡发生失误(如以小城镇户籍改革代替了大城市户籍改革),以及户籍配套改革的落后、既得利益的阻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加大、计划经济管制观念的根深蒂固、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等原因,致使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越改越乱,越改问题越多,许多城市走了回头路。户籍制度的改革同样陷入了恶性循环。 只有从源头上、从户籍自身出发,破除陈旧的户籍观 文/李大成 念,解决好既得利益的问题,加大改革的力度,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我们才能走出户籍与户籍改革的双重恶性循环。 二、 建立新的城市准入制度的必要性 户籍制度的存在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要改革我国现存的户籍制度,还必须采取科学合理、以人为本的改革措施。近期,很多地区为推进城市化进程,均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外来人口的准入门槛,如人才引进,取消“农转非”的计划指标,统一为居民户口等。但对于一些特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其人口流动量是全国最大的,同时其户口准入门槛也是全国最高的,比如,广州市就对拟准入人员在年龄、婚龄、文化程度、职业能力、纳税额、居住和就业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而严格的政策规定;苏州市也提高了其准入标准,把单身人士购房迁入户口的门槛从50平米提高到了75平米,同时增加了“取得产权证3年以上,且被单位合法聘录用3年以上,参加社保3年以上”的新限制等。 之所以准入门槛越抬越高,究其原因是所谓的“大城市负载沉重论”。一些人提出大城市负载沉重,资源贫乏,人口过多,应加强户口准入的限制,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城市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扩大,户口在事实上并不能挡住外来人口的涌入,只不过造成了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而且客观地看,中国的城市并不多,也不大,如果人口能够更多地集中在水资源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反而有利于节约土地、保护环境。 因此,希望通过建立新的城市准入制度,制定新的落户标准,来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加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所谓建立新的城市准入制度,是与以前一些城市实行的人口准入制度相比较而言的。人口准入制度是指由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差距的日益扩大,为了维护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法律形式对其他地区的人口采取限制落户的政策和做法。本文所提出的建立新的城市准入制度即在政府财政能够支撑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尺度,由各城市根据其需要,继续进一步降低其他地区的人口进入该城市的门槛。具体而言,可以在前期一些城市为积极吸收外来人才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对外来人口在学历、技术水平、纳税额度、投资规模、年龄与性别等方面的限制,同时,为保障这一新的城市准入制度的实施,在对户籍制度本身进行改革之际,还应加强对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如中央加大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外来人口和城市本地人一样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采用城乡相同的退伍军人安置办法、人身损害赔偿办法;对事实常住人口和法律常住人口的子女均提供相同的教育资源等。根据新的城市准入制度,各地可以制定出符合当地情况和社会需求的新的落户标准。 三、 智慧交通监控系统 建立新的城市准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