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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货币超发惹的祸 “货币过度消费导致通货膨胀”理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是不奇怪的。然而，上述讨论在理论上是不稳定的，存在根本缺陷。 gdp和货币供给的关系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一番发言把“货币超发”问题推向了公众舆论的前台, 一时间“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的说法沸沸扬扬。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定义, 中国货币供给量有3个层次的衡量指标: M0=流通中现金;狭义货币供给M1=M0+活期存款=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广义货币供给M2=M1+准货币=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它存款。 所谓“货币超发”, 指的是广义货币供给M2超过GDP。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货币超发, 由于货币供给增幅持续高于GDP增幅, 货币超发现象近年来与日俱增。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 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 是GDP的1.5倍, 多出了4.6万亿元;2009年我国GDP总量33.5万亿元, 广义货币供应量60.6万亿元, 是GDP的1.8倍, 多出了27.1万亿元。目前的趋势显示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还在进一步加大。据央行数据, 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69.64万亿元, 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为26.866万亿元计算, 超发货币近42.774万亿元。“货币超发”论者提出,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 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 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 超发的货币引发通货膨胀。 在美日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全球性货币洪灾、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的今天, “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诚不足为奇;然而, 上述论述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甚至存在基础性讹误。GDP是流量数据, 即衡量的是一段时期内产出的规模;货币供给是存量数据, 衡量的是某一时点的货币规模;将作为流量数据的GDP和作为存量数据的货币供给直接比较, 颇有“关公战秦琼”的意味。 西方金融资本发展的历史 不仅如此, 从更广大的时空背景上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 金融资本膨胀有着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深刻必然性, 目前舆论热炒的所谓“货币超发”不过是金融资本膨胀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 都周期地患上一种狂想病, 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在通过产业资本完成了资本积累阶段之后, 部分纯利润开始结晶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资本, 并建立起一系列机构显示出自己的“自治”, 即面对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源泉的资本的“自治”, 甚至逐渐迫使后者接受自己的某些特殊规则。在这里, 马克思已经预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资本的潜在优势, 而在列宁和希法亭 (二十世纪前期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的时代, 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已成现实。 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考察了35个国家近200年的金融发展实绩, 梳理、分析了大量数据,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12条现代金融发展的规律, 第一条就是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金融上层结构 (superstructure) 的增长快于经济基础结构 (infrastructure) , 因而一国的金融相关率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 呈现不断上升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绝对规模和金融相关率的演变进一步验证了戈德史密斯的论断。 倘若说戈德史密斯的论断与迄今各国金融发展历程有何重大出入, 那就是戈德史密斯显然大大低估了金融资本的增长潜力。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时代的局限, 或许是置身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缘故, 戈德史密斯头脑里无法彻底清除贵金属本位货币制度的深刻烙印, 也难以想象日后金融创新的发展。他根据历史经验断言, 金融相关率达到100%—150%时便将趋向稳定,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相关率多在70%—100%之间。事实上,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 世界货币制度的发展彻底摆脱了贵金属本位的束缚, 完全信用货币本位使金融资本步入更为广阔的扩张空间, 金融创新、金融资产多样化更使其如虎添翼。 20世纪70年代中期, 美国金融相关率便突破了戈德史密斯所宣称的理论上限;到90年代中期, 由于非上市私人企业利润率下降, 其所有者因而抽出资本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债券, 以此分享上市公司较高的利润率, 金融资产膨胀得到了新的动力,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金融相关率都突破了300%的大关;到2001年, 全世界金融相关率 (根据股票市值、债券、银行资产总和计算) 高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