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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学结构主义与文学史学 在文学史研究中，社会学是历史上最悠久、影响最大、变化最激烈的模式。在我国的文学史研究舞台上,它也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西方文学理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文学社会学(尤其是庸俗社会学)一度受到非难和冷落。由俄国形式主义肇始的本文崇拜倾向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遥相呼应,强调文学性不在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而在本文的形式、技巧、语言、结构之中。相应地,文学发展的动力也被认为不在社会生活或作家个性,而在文学形式的自我转化。但文学社会学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相反,在本世纪中叶以后倒大有东山再起之势。韦勒克在谈到七十年代欧洲文学研究时指出:“现时的多数批评家更注意社会问题”。 社会学模式在经过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社会学批评之所以“大难不死”,正因为它对于对手的合理成分的吸收。这样一种“新生的”社会学模式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它与传统的社会学有什么不同?本文所介绍的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史学将在文学史领域对此加以探讨,笔者认为,这对建设和发展当代形态的文学史社会学,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一、 “发生学结构主义”一词的文学思想 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是当代西方文学社会学大家,也是结构主义文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学者。他的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将结构主义引入了社会学之中。戈称自己的文学史方法是“发生学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这就是说,“文学史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分析,只不过是我所认为的人文科学唯一有效的一般方法在这一特殊领域的应用”。 “发生学结构主义”一词的基本含义大致可归纳为:1、“结构”一词表明了这种方法对文学形式与结构的关注;2、“发生学”一词表明戈德曼注重在建构与解构的动态过程中把握结构的生成与转换;3、作品结构的功能、意义与过程必须被置于更大的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世界观”)才能得以理解。 那么,戈德曼是如何建立他的形式社会学的?这就涉及到了“同构”(homology)这一核心概念,他还是依靠这一概念超越了传统的社会学。在集中论述文学史方法论的重要论文《文学史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中,他明确指出:“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或者有着可以理解的关系。”因此,文学史的形式社会学要求将特定的文学形式、本文结构的产生和演变与特定时代的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相联系加以解释,而不只是停留于“作品反映了什么”。比如小说这种文类,它与社会历史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戈德曼继承了卢卡契的观点,认为“小说的社会学涉及的最首要的问题,是小说形式本身和使它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和现代个人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 集体意识和历史观 戈德曼将“超个体主体”(transindividual subject)或“集体主体”(collective subject)与“发生”当作黑格尔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的两个基本观念。集体主体的概念是与弗洛伊德的个体主体(individual subject)概念相对的。他认为:“一种思想、一部作品只有被纳入生命和行为的整体中才能得到它的真正意义。此外,往往有助于理解作品的行为并不是作者的行为,而是某一社会群体的行为(作者可能不属于这一社会群体),尤其是涉及重要的著作时,那便是社会阶级的行为”。 集体意识总是趋向于以一致的形式结构而存在,高度一致化、结构化了的集体意识就是“世界观”。在《论“世界观”概念在哲学史中的运用》一文中,戈德曼对“世界观”作了集中的界定。首先,“世界观”是指关于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整体化、一致性的观点,由于个体思想总是零碎的、不连贯的,因而世界观很少与个体意识相关,最不相同的人(如拉辛与帕斯卡尔)其世界观可以是相同的,因而世界观是社会历史的事实。确立一种世界观的只能是超个体主体。 作为文化创造与文化史的一部分,文学史的主体因而也只能是集体主体,必须将文学史放到群体精神结构与世界观的历史中,才能揭示它的内涵。从这一立场出发,戈德曼反复表明了对于文学史的精神分析方法的拒斥态度。 戈德曼正确地看到了精神分析法以及相关的传记研究的许多局限,尤其是这种研究目前尚缺乏严格的科学性。他指出:“如果我们透彻地认识了所研究的作者的心理结构,了解他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日常关系的历史,那么我们通过他的传记,即使不能完全地,至少也可以大部分理解他的作品。可是在目前,这样的认识纯属空想,可能永远都是如此。即使是当代的人,心理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对他们进行研究,……但最终对于所研究的人也只能得到一种不完全的零碎看法,尤其是对于一个死去几世纪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 然而戈德曼对于心理分析的批评仍存在方法论上的严重不足。首先,他常常通过心理分析在目前的研究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