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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参与、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效率 一、 教育、监督和检查 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不仅是中国国有企业公司管理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党组织主要由党委和纪委两部分构成。现有文献证实，党委会（党委书记、副书记等）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促使国有企业选择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明确指出，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监督和检查。这与《公司法》对监事会职责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有一定的重合，为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提供了空间。理论上，纪委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监事会依据《公司法》的要求监督公司日常活动、保护所有者利益。实际上，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使以上两种监督职能在国有企业中高度融合，这种融合能够增强监事会治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数据统计显示，2011-2016年，近一半的国有企业（44.44%）存在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的现象，且参与比例达到13.97%，在国有企业中，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中国现实情境下，不同企业面临的治理环境存在一定差异，地区法律环境（ 本文以2011-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的效应，发现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能够显著降低公司代理成本，且这种作用因法律环境和国企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1）与现有文献将纪委背景仅局限于现任纪委书记和副书记（ 二、 文献总结、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 问题治理与监事治理 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不可避免地导致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不一致，从而产生第一类代理问题（ 作为重要的监督机构和内部治理机制之一，监事会应当能够缓解公司代理问题。而在中国现实情境下，与股权治理和董事会治理相比，监事会治理的研究比较薄弱。关于监事会治理的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其基本特征与治理效率的关系，且大多支持“监事无用论”。例如，增加监事会会议次数（ 综上所述，除了考察监事会特征与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外，学者也关注了一些特定条件下监事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作为党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纪委在国有企业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纪委参与公司治理实际上包括许多方面， （二） 提升监事独立性，降低信息不对称 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应当与具体的制度环境相适应，与其他国家的公司治理相比，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最大的特点便是党组织参与。作为党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除了事后监督外，纪委还会通过参加被监督对象的工作会议、行政领导会议等多种方式，了解经营单位的日常决策，以达到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的效果。这不仅与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还为其持续的全方位的监督提供了重要保障。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专职监督机构，监事会应有效监督管理层行为以缓解公司代理问题。然而，由于缺乏独立性、知情权等原因，中国公司的监事会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责（ 第一，纪委权威的监督职权能够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独立性是监督机构和监督者行使监督权力的逻辑起点，而缺乏独立性是中国公司监事会的监督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 第二，纪委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实现内部监督，能够增强监事会的知情权。《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规定，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由国务院派出，代表国家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这种外派监事制度有利于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但由于难以深入了解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外派监事缺乏必要的监督信息；此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导向可能使外派监事更关注国有资产的安全性，而非缓解代理问题。纪委在本级党委的领导下实现内部监督，能够及时深入了解企业内部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且为外派监事从事后监督转向事前与事中监督提供了可能。 第三，本级纪委在上级纪委的领导下实现外部监督，能够降低监事会的信息沟通成本。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一直以来都是上级监管部门的重点监督对象。作为企业的专职监督机构，监事会难以与上级监管部门进行直接有效的沟通，而《党章》对纪委双重领导制的规定为其外部监督提供了途径（ 第四，纪委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与监事会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督能够产生协同效应。设计监事会制度的直接目的是监督作为职业经理人的高管行为，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国有企业经理人的选用和罢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等制度的约束（ 综上所述，纪委参与提升了监事会的独立性，增强了监事会的知情权，降低了监事会的沟通成本，而独立性的提高能够有效强化监督功能，知情权的增强和沟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缓解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