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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宪法中的议会主权 “议会主权”与“基本宪法”的对立一直是英国宪法的内部优势。 对于从“普通法宪制”走向“议会主权”的历史转型, 目前的中文研究还未深入, 这一历史转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延续数百年的普通法宪制, 如何在17世纪让位于议会主权原则?在近乎“断裂”的转型背后, 蕴含着怎样的宪制理论与实践的变迁?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重构更真实也更复杂的历史场景。本文聚焦的时段是英国的革命时代 (1642-1696) , 同时也关照“长17世纪” (1603-1760) 的历史背景, 重新审视议会主权诞生的历史时刻。我将首先理解议会主权所面对的“对手”, 并回顾内战时代议会主权学说的发生;在此基础上, 集中讨论“排斥危机” (1678-1681) 与“后革命时代” (1688-1696) 两个关键时段对于议会主权的塑造、争论与定型。最后是对于英国议会主权建构原理的讨论, 并结合17世纪的“普遍危机”与“国家理由”学说重新理解这一宪制转型背后的理论意涵。 一、 议会主权的胜利 在传统解读中, 议会主权的“敌人”首先是“君权神授”或“君主主权”。在辉格史叙事中, 17世纪的宪制史, 往往被解读为议会与国王的冲突, 或是“议会主权”与“君主主权”这两种道路的斗争。在这场宪制危机中, 国王与议会始终处于斗争前沿, 围绕税收、宗教、外交等诸问题展开激烈角逐, 以至兵戎相见。而坚守“普通法宪制”的法律人, 一般也被视作议会的坚定盟友, 共同捍卫英国人的古老自由, 反抗专制王权。 但真实的历史比这复杂得多。将议会主权看作对君主主权的胜利, 固然有道理;但如果只看到这一点, 也可能是一种“深刻”的误读。即使从词义上解释, “议会主权”的诞生, 胜利的不仅是“议会”, 还有“主权”;它意味着君权神授的失败, 但同时也是“主权政治”对于“根本法至上”的古代宪制的胜利。一种拥有绝对权威、不受法律约束的主权者, 一个“真实的利维坦”, 第一次笼罩在不列颠的土地上, 摧毁了以“普通法宪制”为核心的古代宪制, 扫荡了曾经拒斥“主权”观念的中世纪政治的残骸。在这个意义上, 议会主权的“敌人”, 包括君权神授理论, 但首先依然是中世纪以来的“普通法宪制”。 从这个视角进入, 这就有必要重新解读17世纪议会主权的发生史。只有在理解了“主权宪制”对于“普通法宪制”的取代之后, 我们才能理解议会主权的真实起点, 及其真正的“革命性”意义。这或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自身“革命性”的质疑。正如品克斯指出的, 1688年的英国革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革命”。 (一) 普通法宪制的本质—普通法宪制:根本法至上 首先从最初的“敌人”———普通法宪制—开始。 普通法宪制的阐释在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17世纪的爱德华·柯克 (Edward Coke) , 另一次是20世纪的约翰·波考克 (J.G.A.Pocock) 。尽管柯克不曾使用“古代宪制”或“普通法宪制”的术语, 但正是柯克首先阐释了“普通法宪制”的历史观, 塑造出一部来自“不可追忆”的时代、没有作者且永久存续的“古宪法”, 并将其扩展成支配整个时代的思想。 首先, 普通法没有作者, 它来自于远古流传的习惯与规则。这些习惯在诺曼征服之前的“不可追忆”的时代就已存在, 并由此产生自然的法律效力。“它们逐渐投入使用, 并因此长久和远古的习用, 而获得约束力和法的力量”。 显然, 在普通法宪制的理想中, 不存在“立法”观念, 也不存在“主权”的位置。议会的地位虽然崇高, 但仅仅是“最高的法庭”。议会的法令虽多, 不过是对古代根本法的“发现”与重申。在这个意义上, 一切法律活动的本质是“司法”而非“立法”;作为“最高法庭”的议会, 也并非至高无上的主权者, 而只能服从于来自不可追忆时代的根本法。更进一步地说, 在传统宪制结构中, 不仅是议会, 任何主权者 (无论人或机构) 都无从产生。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议会主权”对于“普通法宪制”的挑战, 或许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革命———即“机构” (议会) 取代“根本法”成为政治权威的来源。 (二) 君权神授:法律至上的标志 但最初的挑战并不来自议会, 而是国王。17世纪初的“君权神授”理论, 构成了英国的主权政治对于“古代宪制”的第一轮进攻。 在英格兰, 最初引入君权神授的正是詹姆斯一世国王。在詹姆斯看来, 所谓“君权神授”, 是指君主权力直接来自于上帝, 君主的世袭权利神圣不可剥夺。作为世俗君主的国王只对上帝负责, 而无需遵循人间的法律, 因为正是“国王创造了法律”, 而非“法律创造国王”。“无论一个主权君主犯下多大的错, 做了多可憎的事, 他也应该免于一切惩罚”。 当然, 詹姆斯也一再强调, 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应当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相反, 统治者的责任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