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性及其演变.docxVIP

乡村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性及其演变 管理和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随着村级经济发展自主权的逐步上收和村级治理职能的日渐强化，乡村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能力均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此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写入党章，将乡村的经济发展提升到了全新的战略高度。这使得乡村振兴中如何协调治理与发展的关系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议题。 一、 现代中国农村管理与发展之间不协调的复杂性 (一) ．基层治理能力和发展权不断弱化 在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中，治理与发展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性普遍存在，不同类型的乡村其治理与发展的不协调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总体来看，其不协调程度呈现出不断加深的趋势，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基层组织(包括乡镇一级组织和村级组织)的经济发展能力逐步弱化。基层组织经济发展能力的弱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四点:首先，日益强化的基层治理力度极大地限制了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低小散”企业和“三高”企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得基层组织的财政自主能力下降，不得不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以维持基本运转。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提升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将经济发展权上收到了更高层级的政府，并弱化了基层组织的经济发展考核指标。其次，基层组织治理任务的增加弱化了基层干部发展经济的能力。繁重的基层治理任务使得基层干部忙于以基层环境综合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等为代表的各种治理任务，很难再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经济，以至于其发展经济的能力日渐生疏;与此同时，随着有经济发展经验的基层干部陆续退休或者城镇化，现任年轻干部在完成基层治理任务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但其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经验却相对不足。再次，村级组织的行政化和村干部的职业化 第二，基层治理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国家各部门依法管制力度的加大进一步压缩了乡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可灵活调整的治理空间。生态保护、土地整理、消防安全和卫生等各个条线的治理越来越法制化和规范化，这使得乡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可灵活调整的治理空间被极大地压缩了。比如上海的“五违四必”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和工业用地的减量化整治。其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对其辖区总体规划日益精细化和对其辖区的治理逐步精准化， 在基层组织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权日益弱化而其治理职能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写入党章，从而将乡村的经济发展提升到了全新的战略高度。《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的乡村振兴二十二项主要指标中，集体经济强村比重被作为衡量治理有效的五项指标之一。这表明乡村振兴战略试图调整现有的治理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基层组织不得不再次面对以产业兴旺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议题，并亟需在乡村振兴的地方实践中协调好治理和发展的关系。 (二) 治理与发展之间关系不协调是普遍的不协调 要协调好治理和发展的关系必须要认识到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并非现阶段独有的特征，而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 从理论意义上而言，治理与发展的关系实质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其关系自身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逻辑。这种逻辑的统一性表现为发展为治理提供经济基础，治理会规范引导发展趋向于高质量和规模化。而逻辑的对立性则突出表现为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会带来相关的治理问题，而治理的刚性也会限制发展的能力和空间。事实上，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逻辑关系左右着治理和发展的协调程度，从而使得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源于治理的刚性和发展的外部性。当治理试图规范发展时，规范的刚性往往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活力;当治理强调发展的公平性时，公平有时会忽视发展的效率;当治理反作用于发展时，治理的成本则必然要转嫁给经济基础。而发展是具有外部性的，其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宏观上表现为阶层分化、贫富悬殊和熟人社会的变迁等，在微观上表现为社区的秩序和人居环境等方面。总之，治理与发展之间所蕴含的对立统一关系使得其关系的不协调具有普遍性，其普遍的不协调源于治理的刚性和发展的外部性。 从实践意义上而言，治理和发展的不协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广泛存在，即使是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一度十分严峻，但其在完善制度和创新技术的基础上通过空间隔离暂时缓解了这一问题。 要协调好治理和发展的关系还必须要认识到现阶段我国治理和发展的不协调在我国乡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社队企业时期队办企业的萎缩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的改制，再到20世纪初各级政府工业园区的建立，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自主权被逐步上收了。 二、 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