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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灭陈与江南之争 开封九年（589年），隋文帝消灭了陈，结束了近300年的南北分裂，统一了国家。但长期的分裂使南北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诸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此间崛起的江南世族和豪强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实力,成为统一政权中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以往统治者没有碰到的极其棘手的新问题。对此,隋统治者采取什么措施吸纳江南士人呢?江南士人在东晋南朝,一直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大权,突然间进入统一社会,而沦为“亡国之余”,他们在隋政权中将面临怎样的升降浮沉的命运呢?本文就此略作考论,以期有补于人们对隋代政治中这一历史性变化的认识。 一 以北方民族之害和以江南社会的集团内部的态度来稳定江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众所周知.隋朝是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北周政权的,这便决定其统治集团的核心依然是西魏一一北周时期形成的关陇军政集团。这一集团中无论鲜卑武川镇将帅,还是关陇汉族豪强,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他们重事功、主进取,对政权有着强烈的垄断性。他们在攻灭北齐后,对山东地区推行高压政策.抑制山东士人,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关中与关东两大北方集团的政治对抗,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点前辈史家已多有论述。隋灭陈后,依然“尚关中旧意” 寻令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过会稽,逾五岭而还。江表自晋以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时江南州县又讹言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生脔县令,啗其肉。于是旧陈率土皆反,执长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使侬诵五教邪!’寻诏内史令杨素讨平之。 从这一段记述可知,江南之叛完全是隋统治者不切实际的高压政策而促成的。其一,“牧人者尽改变之”,在江南全面并省州、郡、县,罢除陈之故吏,上自地区总管,下至州、县长官,皆以北来之人出任;同时还在法律、选举诸方面取消江南世族的特权。其二,“依内州责户籍”,把隋朝在北方特别是在山东推行的“大索貌阅”之类的户籍整理措施,以“急政”的方式在江南展开,从而剥夺以广泛隐占人口进行田庄经营的世族豪强的经济利益。其三,“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在思想文化上以北方的“五教”来整齐规范江南的社会文化习尚,且施以“烦鄙之辞”这样粗暴的方式,严重伤害了江南士人的感情。上述种种,都触及到江南社会的根本问题。隋文帝及其统治集团从关陇本位出发,根本不考虑江南地方世族豪强的利益,必然引起不满和反抗。隋在开皇十一年镇压了江南之乱后,仍然没有改变以武力控制江南的政策,各级官吏也有恃无恐,唯以酷杀为务。这使江南地方势力一直心怀怨恨,不断发生反叛,岭南少数民族酋帅的反抗有时规模还很大。可以说,在文帝时期的高压政策下,江南社会一直没有真正地稳定下来。 隋文帝推行的这种控制江南的政策,表现出隋初关陇集团对江南文化的敌视。我们知道,西晋末年以后,由于北方沦为民族纷争的战场,大批士族人物南迁,使江南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文学艺术等领域远远超过北方,直到南北朝后期,北方人还承认“江东……专事衣冠礼乐”,以致“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东阳,……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风气所尚也。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 大量的事实足以证明当时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化在社会各阶层和各地区都得到程度不同的传播和普及。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江南的文化学术形成了与北方迥然不同的风格。《隋书·儒林传序》说:“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途同致也。”对这种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隋统治者本应面对现实,采取符合实际的相应对策,对作为文化学术载体和江南社会代表的士人,选其贤俊,委以重任,适当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以抚慰江南地方势力,从而稳定江南的局势。但事实上却正相反,关陇集团对江南文化始终采取鄙视与压制的态度。早在隋统一江南之前,李谔便曾上书痛斥江南文化之弊失: 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 这完全是以正统自居,把江南文化视为异端邪说和整饬的对象,无视文化发展的时代与地域的特点和差异。这种观念在隋的军事征服胜利后,进一步强化起来,并付之以政治手段全面推行,“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即是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