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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到大夏大学讲好好的故事 读过一篇关于郑伯奇与鲁迅友谊的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第169期），我认为它写得很好。作者用具体材料,把鲁迅先生和郑伯奇同志的友谊,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出来,读之使人感动。但是,文中“同到大夏大学宣传讲演”一节,使用的史料不够翔实,影响了文章的科学性。因为,郑伯奇同志回忆的那次演讲,并不在大夏大学,而在中国公学分院。 对于这个问题,我愿意用史料加以考证,以为研究鲁迅演讲和鲁迅生平的同志参考。 第一,鲁迅在大夏大学的演讲,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 在一九三O年三月十三日的《鲁迅日记》上,有“下午往大夏大学乐天文艺社演讲”的记载。根据郑伯奇同志的回忆文章和林辰同志的考证(参阅林辰:《鲁迅事迹考》,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九十四页),都认为这次演讲是有关“美的阶级性”的。其实,这是不对的。郑伯奇同志的回忆出现了错误,把三月十九日的演讲安在了三月十三日上。这种错误也很自然,因为事后的回忆总没有那么准确,何况这两次演讲又都是郑伯奇同志陪同前往的。 从最近远方友人寄来的当时报刊抄件看,郑文所述是另一次演讲,而十三日在大夏大学讲的,则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在一九三O年三月十八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登载了一篇“敌天寄自大夏大学”的反动文章(题为:《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勾当》)。它对自由运动大同盟,对鲁迅先生,对郑伯奇等同志,都使用了极为恶毒的攻击言辞。但这篇反动文章却为我们保留了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因为作者是大夏大学的学生,亲自听了十三日那次演讲,而文章又发表在中国公学分院演讲之前,所以有些记载是靠得住的。 文章谈到,在演讲之前,会场里散发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鲁迅先生的演讲“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新鲜得很!到底不愧是一个文艺家,可是他却用了做寓言小说的笔调,引出许多比喻从旁面来说明人民是如何的不自由”。 对《象牙塔和蜗牛庐》的这次演讲,鲁迅先生曾在《二心集·序言》中有过记叙,也可证明郑伯奇同志回忆文章中所记,不是这次演讲,而是另外一次。 第二,郑文所记的那次演讲,应是在中国公学分院所讲。 一九三〇年春天,郑伯奇同志陪同鲁迅先生去演讲,从我们知道的材料看,至少有两次。一九三六年秋天,鲁迅先生逝世后,郑伯奇写了回忆、悼念的文章《鲁迅先生的演讲》(载《中流》一卷五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出版)。文中回忆了鲁迅先生演讲“美的阶级性”这件事,说是地点在“沪西D大学”。一九五七年,该文收入《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一书时,演讲地点指明为“沪西大夏大学”。从前边引述的材料看,在大夏大学的演讲,是《象牙塔和蜗牛庐》,而不是关于“美的阶级性”,证明郑伯奇同志的回忆发生了错误。实际上,郑文回忆的那次演讲,是三月十九日,而不是十三日;地点在中国公学分院,而不在大夏大学。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的《鲁迅日记》上,有“午后落一牙。往中国公学分院讲演”的记载。从当时的文字记载看,十九日的演讲,恰恰是郑伯奇文中所记的那一次。一九三O年四月一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登有一篇作者署名甲辰生的反动文章,谈到鲁迅先生这次演讲的“讲题是《美的认识》”。介绍演讲内容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例如讲到世人对于美的认识,可以分为无产阶级的美,中小资产阶级的美,大资产阶级的美三种。他们的认识完全是分道扬镳的。在中产阶级的尤其是资产阶级,他们目光中所认为的“风雅士”、“佳公子”是一般吟风弄月,骨瘦如柴,扶杖而行的文弱书生。所讲的话,最好句句用曲压韵,令听的人愈不懂愈妙,说话的声调,是轻轻的,飘飘的,有气无力的讲着。至于姑娘们的美,最好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般的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看见刮风哭,看见下雨也哭。但是无产阶级,工人,农夫们,对于求偶所认为的美,就完全不同了。……象我们绍兴农人嫁女前,首须看一看新女婿;而选择的最要条件,便是肥大的两条腿,因为如此才能养活他的女儿。……文学当然也跳不出这个公例,所谓下等文章,无产阶级的美,将来无论如何,终会占有优越的位置的。 从这段话看来,正是郑伯奇回忆的那次演讲,它能与郑文中的话相印证。在郑伯奇的《鲁迅先生的演讲》中,讲到了请鲁迅去演讲的经过。他说:鲁迅先生“一个人在书房里,脸色很坏,他告诉我们,他病了几天;夜里睡不着,牙齿都落掉了。他表示不能演讲,还把落掉了的一颗大牙齿给我们看。”这和《鲁迅日记》上所记十九日“午后落一牙”,是相吻合的。在二十四日的日记上,有“下牙肿痛,因请高桥医生将所余之牙,全行拔去,计共五枚”的记载,这与郑文所记鲁迅先生的病体,完全相符。而鲁迅先生终于抱病去演讲,宣传革命真理,这种精神是很可钦佩和学习的。同时,这也可以做为郑文所记是十九日演讲的旁证材料,说明把这次演讲记成十三日在大夏大学,那是回忆上的错误。郑伯奇写回忆文章时,距演讲的时间已经六年多,而当时又